“得心应手”写《古炉》
记者：今春出版的《古炉》受到读者热捧，《古炉》算是您最得意的作品吧？
贾平凹：我写书法时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笔一搭纸，有感觉，字就写得好，如果没感觉，字就写得不好，也不想再写。写作品也是如此。《古炉》的写作，我是有那个感觉，笔能表达我的意思，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吧。
当然，自己感觉还可以不一定就等于作品真的写好了。作品一经出版，是要让社会来认定的。《古炉》出版后，令我欣慰的是它卖得很好，且文学圈内和文学圈外的评价也蛮高，这是我别的长篇小说少有的。
表达对世界的见解
记者：您说文学要有大道，您追求的就是文学的大道，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一生的追求，这句话是什么？
贾平凹：这怎么概括呢？文学在我心中是生命的外化形式，它是职业，也是事业，要立身立德。这一生要活得有用于社会，就得表达出我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见解，而不是以文学当作谋利的工具或去玩小聪明或去娱乐。
文学要有大道，这是我一篇文章的题目，那个文章里我谈了许多问题，当然是对当下文坛的事有感而发，这种有感而发不是要指责别人，是自己给自己提醒。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有各种蔬菜、水果和营养品，但米和面应该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食品。
发奋来做要做的事
记者：您在《高兴》后记中讲您与“刘高兴”的关系，说当年他当兵后回村，如果您不上大学，他上大学，二人的命运就可能互换，会是这样的吗？您是为文学而生的，当代中国文学不能没有贾平凹，也必然会有贾平凹。文学之神为什么总是钟情您？
贾平凹：如果我没上大学，我还在农村，刘高兴上大学了，很有可能我俩的命运就互换了。我常想这个问题，越发感激上苍对我的关照，越发奋发来做我现在要做的事。
当然，我也想，如果我仍留在农村，我可能也会写作，因为当年在农村时就爱读书和试着写东西，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的时候，我会被激发起来的。
我这几十年里，所幸运的是，爱好和职业能统一，再是，无论遭到什么挫折、打击，热爱文学的心火不灭，而且越烧越旺。
如果坚持一个信念往前走，一切不利因素都可能化作有利因素，比如当年在农村受那么多苦，“文革”中受那么大的摧残，现在变成了我生活的特殊积累。比如在写作上受到那么多指责，却变成了我写作的另一种动力来证明我。比如我不善言谈，不善应酬，害怕到热闹地方去，误了好多事，却又使我省了时间去写作。我的许多长处和优点其实都是短处和缺点促成的。
大智慧不见智慧
记者：作为当代中国最成功的小说家之一，您的小说总是畅销，拥有一大批读者。您的小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您认为，优秀小说的成功表现在哪里？
贾平凹：我的小说读者是变化的。有些走了，有些来了，有些走了又来，还有些一直没走。我很感激他们读我的小说。这是读者对我的奖赏。《秦腔》我是以实写虚，用真实朴素的句子营造一个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如建造房子一样，地基、柱子和墙是坚实的，房子里全部是空虚，让阳光和空气进来，照耀着、流动着。
但写实不是就事论事，那是一摊泥塌在地上。《古炉》是写一个人、一个村庄或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但我明白这不是写回忆录或自传的工作。我以写实的方法，尽力使这个自古以来就烧瓷的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触手可摸。
我以为，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这个村子，有一群人在村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这个村里的故事，甚至还觉得这村子和村里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也可以写了。就像刘高兴，见我写《高兴》，他也写了几千字。如果读者有了这种感觉，这于我就是最满意的成功。
记者：您是说写出生活本质的真实，让读者感觉不到它是虚构的小说，他就活在那样的情境里，与小说中的人物共同着命运，从中受到感染和感悟，才是成功的小说？
贾平凹：大智慧不见智慧，大技巧不露技巧。我年轻时写诗，受过李贺影响，他常骑着毛驴想他的诗句，突然得了一句，就写下来装进囊袋里。我便也苦思冥想，往往是把充满诗意的每一句，弄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初写小说，也是追求怎样写得标新立异，其实太过矫情了。古代大作家的诗文，比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陶渊明的房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大白话么，太简单了么，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却写出了无尽的意境。
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
写作是心灵的记录
记者：您一直用笔写作，码字是很沉重的劳作，《古炉》出版了61万字，如果算上草稿、修改、增删的部分，该有百万字吧？全靠一笔一画写成，太累人了。您尝试过用电脑写作吗？
贾平凹：前后写出的，不下百万字。换笔的事，也想过。现代的东西，不用埋头太深，颈椎会好受些。可我普通话不行，汉语拼音不行，拼不出急人么。学五笔，要把完整的汉字拆乱了，一个完整的人，胳膊大腿卸下来想，受不了。写作是写语言，不是想笔画组字。坐在电脑前，我就没感觉。那机器嗡嗡地叫，头叫乱了疼么。拿起笔，看着稿纸，感觉就好，文字像泉水流。它流得还顺畅，就让它流，不想改了。
记者：手写稿，修改起来费时费力，改得太乱了，还要重新誊写，电脑就很方便。
贾平凹：我觉得那方便也不好。写作是心灵的记录。心灵是跳跃变化瞬间即逝的，文字的奥妙能把瞬间闪烁的思想凝固。烧瓷货，拉坯前是一摊泥，成型了放进窑里烧了，就是一件艺术品或日用品。可欣赏可实用，有成型的过程印在里面。开始是那样写，后来又改了，为啥改成了这样子，手稿就把你思想的轨迹记录清楚。看手稿，追寻着曾经的思路，是我苦中作乐的妙趣。所以，我恋着手稿，写下的一点文字，也要收藏，只把复印件给了别人。有人说我吝啬，写一封信也是复印。我就说，老贾的字要拿钱买么，手稿却是贵贱也不肯出手的。那是心灵的记录么！
写到写不动的时候
记者：跟您同年龄、同时代的作家，极少有写长篇的了。您为什么能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
贾平凹：除了写作，我能干什么呢？当然还可以书法和绘画，也是靠笔。离了笔，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的性格本来有缺陷，口才不行，不会交际，到大场合就怯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很少讲话。我已习惯了个人化的写作生活。
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你几年不出书，谁还想起你？可能就被淘汰了，文坛竞争很残酷。要站住脚，就要写东西。不服老的性格还是有的。总觉得还有东西要写，总觉得自己写得还不好，总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现得更好。也就总有一种冲动，想写出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东西。其实是很小的一点突破，心里也欢喜着。
记者：您在给自己施压，有一种紧迫感？在我看来，您写到这份儿上，已经功德圆满了。
贾平凹：人生哪有功德圆满？哪一个有了？没有么。人活一次，干不了几件事情的，这种感慨在我50岁以后，忽然发现周围的熟人有些去了火葬场，而我却喜欢在身上装钱了，瞌睡又日渐减少，便知道自己是老了。这让我有些伤感：难道人生百年就这般地快，如孔夫子站在岸边惊呼逝者如斯夫！就觉得有好多想干好的东西。以前老觉得自己大学才毕业，实际上一晃花甲就来了，觉得人生活得也没有多大意思，生命怎么这么短暂？
如果我的野心还在，我会在我热爱的写作中不顾一切，继续那马拉松的长跑。就写作到写不动的时候吧。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在乡下村里，凡是谁说房子盖了，娃也娶了老婆，爹娘也都养老送终了，啥事都安排好，没牵挂了，那人不久便离开人世。上帝创造这世界是有个法则的，有用的人就能留在世上，没用的人就离开。我认识一个农民，说他懂得了长寿的秘诀，就是永远得有干不完的事情。他从60岁开始每年订计划，订到了120岁，每个月干什么都有计划。写作也一样，奔着个目标走，创作的心火就旺。写作有些神秘的东西，勾魂摄魄。抽烟让人上瘾，我写作也上瘾，勾着我的魂往前走。
关注现实是我的宿命
记者：您的作品，始终关注着农村和农民，《高兴》就写了离开土地到城里求生存的农民，您的农民情结源自您的经历吧？
贾平凹：我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根深蒂固。谁能解决当代农民的问题，谁就是伟大人物。关注现实可能是我的宿命。我能做的，只是写农民的生活。
《古炉》出来之后，我就跑了很多地方。在陕南和湖北、四川交界的地方跑了十几个县，又跑到甘肃，几个贫困的地方。我觉得在下面跑过瘾。人在城市呆得时间长了，容易麻痹或者是容易变成另一种生活状态了。中国社会底层到底是怎么样的，过一段时间就得去看一下。就像了解中国现代的东西，我会到北京、到上海去看一看；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东西，到贫困的一些乡跑一跑。这样，起码中国社会是鲜活的。写空了的心里就慢慢充实了，就有东西要写。
记者：您写《古炉》，想告诉读者些什么？
贾平凹：就从一个最偏僻的小村子写起，说这里发生的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事情。作家不是做事件的正确与否这个评价，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这是作家最感兴趣的地方。其实大的运动一旦到了底层的时候，它就没有政治了，都是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个人的小仇小恨纠结在一起。你能看出人性的东西。
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中国人生活得可能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任何时候，人类的生存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