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有三个特征：一是非虚构类原则，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必须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即使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只有两百字，也不能虚构。这也带来了写作上的巨大难题，就是采访量、阅读量都特别大，还常常需要作实地勘察。
二是作家必须得在作品中给读者提供一种个性化的历史解读，否则人云亦云，或者只是呈现了一堆资料，都没有价值。历史没有绝对真实可言，我们见到的历史都是记载者的历史。就像《史记》，其实是司马迁眼中的历史。我通过读史料，得出个人的判断，提供作家的历史解读。只要能使读者阅读愉快，并为他们提供精神滋养，我觉得就可以了。
三是具备文学性，是美文。我的著作既不是清史也不是战争史，而是试图用文学的叙述和表情建立起一个文学化的语言系统。
这三个特质加在一起，就是非虚构文学的几大要素。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拿这些要素来衡量，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所谓的纪实文学，很多是用剪刀和浆糊贴出来的，以讹传讹，没有考据学上的任何意义。
记者：有评论认为，您的非虚构系列作品“开创了当代中国历史纪实文学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风貌的写作范式”。在已出版的图书中，我们看到也有雷颐、张鸣等一些学者所写的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作品，其中也呈现出“以细节还原历史”的特点。您的作品与之相比有何不同？
王树增：这些学者的作品我也拜读过一些。他们的作品是切片式的，而我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是全景式的，从高处俯瞰一段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寻求历史的走向和规律。我的作品中的每一个章节之间都有因果关系，它们不是切片，而是链条。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我的这种写法，写好很不容易，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1901》成书60万字，而我的读书笔记就写了200万字。光把《清史稿》读一遍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另外，阅读的史料越多，越觉得不够，感觉像一个无底洞。
为写作而准备的时间很长，从比例上看，准备的时间几乎双倍于写作的时间，甚至更多。我准备时间最长的是写《朝鲜战争》，超过五年。现在写朝鲜战争的书很多，我的这本已出版十多年了，现在每年还都在畅销。所以说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作者的功夫不会白费。
每当自己的新书上市，我都很忐忑不安，不知道能提供给读者怎样的阅读感受。但我很认真，很努力，竭尽全力了。如果读者看了之后能说，“老王的书可以看”，那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现在我的书有一些读者，出版社也对我比较有信心。大家的褒奖是无价之宝，不可懈怠。
记者：莫言说，《1901》是一本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痛心疾首同时又妙趣横生的书”。我读完这本书之后也感到，晚清那段历史是非常复杂甚至是有几分荒诞的。您对此是否认同？此外，对那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您有何观感？
王树增：确实非常荒诞，荒诞就是真实。从文学性角度看，作家对历史作怎样的个性化解读都可以，感情表达得越坦诚越好，但是有一个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就是不能编造杜撰。其实真实的历史已足够丰富，甚至比虚构还生动。
评价历史人物非常复杂，我的标准是看他对推动民族进步有没有功绩。在个人感情上，我对抱有变革之心的人都怀有敬意。从这一点看，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有见识、了不起的，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做出过贡献。拿李鸿章来说。后人对他的非议很多。辛丑条约、马关条约，都是他签署的，和他脱不开干系。然而，国人至今还在享受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果。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这个人太重要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有守旧的一面，却也有极开放的一面，看起来非常矛盾。李鸿章的一生，都在守旧与开放之间徘徊。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对本国历史要持有温情与敬意。我认为还要加上两个字——“敬畏”，要对我们宏大的文化体系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充满敬畏。作为继承这个文化基因和血脉的后人，我们不敢说读懂了前辈。文化是复杂的，中华文明体系的庞大、深厚、源远流长，足以让我们敬畏。
我建议青年人多读历史，这对民族，对国家，包括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我愿意用我的作品和青年人建立沟通的渠道。
记者：《1901》此次修订，和最初的版本相比，都做了哪些工作？您的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中的其他两本——《1911》和《1921》，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王树增：此次修订，我再次核实和增添了史料，增加了章节，还替换了一些史料，使用了更接近历史本源的史料。比如我到日本去时，发现一些史料的原件，和我原来使用的有区别。因为原来使用的不是原始史料，已在多次引用的过程中被篡改，所以就进行了替换。这些修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对读者和自己负责。可以说，我的书永远在修订状态。
《1911》已经创作完成，交给出版社，进入了编辑状态。《1921》正在准备阶段，读史料、采访、实地勘察等。
这三本书，讲述的分别是以1901、1911、1921这三个年份为轴，上下各推5年一共大约30年左右的历史，其中蕴含了无数风浪和屈辱。我认为，如果能把这30年的近代史读明白，就读懂了今天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