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改革开放对国学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袁济喜:如果要说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最大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同样也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态度上，体现在和国学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上。改革开放使人们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极“左”的偏见和口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愚昧主义的禁锢。“解放思想”督促人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当人们思想解禁，大量地接受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后，发现传统文化中有着很多优秀的精神宝藏，有很多符合现代人生活的价值观念，还有丰富的知识。国学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的学术，到具体的衣食住行，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是解放思想带来的一个根本的变化。
改革开放对国学的意义，其一就是客观地评价了传统学术，给传统文化和国学以正确的定位。其二，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机。传统文化当中有些精华，比如现在说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的一面，“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等等，都已经为人们所认同，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学为中国培育民族精神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它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构成部分，已经从精神层面走向了物质层面，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效应，如现在的孔子学院、汉学交流，及2008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演出，都体现了这一点。
不仅是研究国学，任何学术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也正是由于几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的学术繁荣；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直接催生了盛唐的学术气象；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更是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办国学院，也是赶上了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和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给国学的研究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吧？
袁济喜:这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盛世局面。国学的兴起确是赶在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繁荣发达的时期。所以“盛世兴国学”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都要吃饱穿暖，行有余暇，才能以国学来陶冶精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人们是不可能去研究国学的。另外，国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育，像人才的引进、教材的使用等日常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政府每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高教事业当中，使高校能切实得到实惠，使教师有比较充裕的科研保证。国学的研究和国学院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这都得益于近年来国家财力的增长。
改革开放对传统文化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但是也带来一些客观的、无可避免的负面作用。比如我们过多地宣传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夸大了市场的作用，造成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观念的腐蚀，这也使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剧烈的竞争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缺失，出现了诸如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现象，这不仅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也和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相左。改革开放方便了对外交流，包括学术的交流，但我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不够。另外，“全盘西化”的倾向借助于改革开放而时隐时现。这些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倾向，但这种次生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利用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道德层面进行一些基本的为人之道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人们对经典的敬畏，培养人们的诚信。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要让人们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敬畏之心。这个任务依然是非常重的。
继往开来:国学研究助推软实力建设
记者:进入21世纪，应该怎样研究国学？
袁济喜:第一是要还原。首先要把原生态的经典进行还原，要整理经史子集，要从文本做起。因为多年的伤害造成人们对经典不重视，对文本不重视。文献的整理是一个基础工程，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把一些基础工程做好，像清史的编修和古籍整理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国学教育的深入开展。现在开办国学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还有很多探索的路要走。至于社会上怎样开展国学教育，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再有，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眼光的阐释很重要。从完备的学科意义上来说，国学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国学是生生不息的。我们既要尊重经典，又一定要把国学的时代性和传统性相结合。先秦诸子对殷周以来的文明做了重新解释，两汉产生了今古文经学，魏晋出现了玄学，唐代三教合一，宋明理学更是在新的时代特点下对传统儒学做出的新的阐述。现在的国学要存活下去，成为一种义理之学，一定要有历史上那种学术发展的眼光。国学大师不仅是文献的大师，还应该是大思想家。在思想的阐释这一点上，海外的有些学者和港台的新儒家做得很不错。虽然他们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他们确实成为一家之学，成为新儒学，而且确实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代表性人物，大陆的学者很难与他们比肩。
记者:最近几年，无论是“经典诵读”，还是“百家讲坛”，都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国学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请问您怎样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袁济喜:中国传统文化实际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它只在一定阶段有点类似于欧洲的贵族文化，这主要是在六朝。除了六朝三百多年之外，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从先秦，到两汉，到唐宋元明清，都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个综合体。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它本身就讲究形而上和形而下有机的结合。比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他既注重周代礼乐等高雅文明的传承，同时又注重通俗化的教育，所以《论语》又是一部非常平民化的、世俗化的道德箴言。中国古代的一些仁人志士，虽然是科举出身，但他们通过对通俗演义、通俗戏剧的提倡，把国学的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相结合，做得非常好。上世纪很多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如章太炎、朱光潜，都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普及。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传承。讲究雅俗共赏、雅俗交融，既要注重向上的提升，也要讲究向下的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