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王国维的故乡海宁参加学术研讨会。会间，有位主持当天研讨的教授指着主席台大墙上的横幅会标——“纪念王国维诞辰13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无感慨地发问:“对于王国维先生这位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我们这样直呼其名，是否有失敬重？”此问一出，一时成了与会者热议的话题。
这位主持人挑头就称呼问题“发难”，并非无因。所谓“直呼其名”，盖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我们敬仰的前辈，能否指名道姓？二是在其姓名后，是否还应添加“先生”或其他适当的称谓？归结起来，就是“名讳”问题。会上还就此举出了若干例证。
其中之一是鼎鼎大名的学者、书法家启功。某单位拟编印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纪念文集，特请他题写书名，却遭婉言拒写。这决非他这位书法大家拿捏要价“摆架子”；而是因为，陈垣既是史学大师，更是他毕生敬重的老师。所以，启功先生回答说，现在要让他来为自己业师的纪念文集题签，像这样直书“陈垣”其名，他实在下不了笔。后经再三商请，以字易名并加敬称，改为“陈援庵先生”，他这才同意题写。
我觉得这样的例子颇具典型性。回顾历史，我们虽不必像孔子那样感叹“礼崩乐坏”，但曾经出现在相声中的“爸爸同志”之类，并非只是“噱头”。为示“革命”而“六亲不认”，以至出现了儿子批斗老子、学生诬陷老师的现象，更遑论对自己的长辈或老师“指名道姓”了。我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有着尊师、礼贤、敬先辈的优良传统。是故，对于前辈学者在称呼问题上体现的传统回归，我是很赞赏的。
当然，这是事情的一面。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所谓“立名号以为尊”，所谓“始生而有名，行冠礼加字”，毕竟渐行渐远，成为隐现于浩渺历史长河中的礼俗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革除了“避讳”，延及文化学术界，首先是学无分中西新旧，一体从“名讳”中解放了出来。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
以倡导“新史学”著称的梁启超先生在讲授“历史研究法”时，谈及著书立说如何称前辈，曾明确主张不讳名，不加官衔职务及其他敬称，而应直书其名(如“以字行”者则书其字)以示在学术面前无分尊卑，一律平等。他这种敢向“名讳”挑战的精神，实在令人神往。事实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从孙中山到现当代，举凡诗人、作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直到“鲁、郭、茅、巴、老、曹”；学者如“孔、墨、老、庄”，延及“清华四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他们的巨大文化影响及崇高学术声誉，不正是集中体现于各自的“名”吗？一旦“讳”去其名，也就等于一笔勾销了他们的历史存在。
综上所述，对于“名讳”问题，我们今天应有这样的认识:对作家、学者如鲁迅、王国维，领袖人物如孙中山、毛泽东，举办纪念活动，写传记、编文集，称名乃是最高之礼敬，不加“先生”、“同志”，则尤显庄重。这是一；亲友、学生题字或撰文，在称呼上讲个辈分是应该的，正当的，但这是出诸尊师或敬祖，而绝非要开倒车“回到避讳”。这是二；除此之外，还有亟应引起关注的第三点是，当今讲“国学”带出了“名讳”，但更须力戒的倒是“避滥”，即滥用字、号、敬称。例如，鲁迅称章太炎“太炎先生”，胡适称蔡元培“子民先生”，杨绛在相关文字中偶或称钱钟书“默存”等等，亲情、友情、师生情溢乎字里行间，十分得体；而作为晚辈后学，非亲非故，我们如果也跟着如是称呼，那与其说是“情”，毋宁说是“自作多情”，当然也谈不到“敬”，而只能是贻笑大方的“自我作秀”和“妄自攀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