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正是敦煌旅游的最旺季，一天要接待3拨重要的客人，景区里又来了三四千的游客。樊锦诗的忙碌可想而知，但在敦煌研究院崭新的大楼里，这位74岁的老人看上去精神十分健朗。樊锦诗在“老乡”面前显得开心而亲切，不时蹦出两句上海话。谈及展览以及这些年敦煌保护的成果和新问题，樊锦诗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她让记者在这里多看看，看看石窟、看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因为，只有看了以后，才会明白他们这些人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东方早报：这次敦煌艺术展最大的看点在哪里？
樊锦诗：只要谈到中国古代艺术，没有人能绕开敦煌。这里的壁画、彩塑还有经卷文物，都是很灿烂的，甚至绝无仅有的。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都在寺庙里。现在去博物馆，看到的都是宋元以后的绘画。唐之前的山水画，要去哪里看？只有在敦煌。敦煌的经变画，是把中国画的人物、园林、山水，都集合在了一起，之前的佛教艺术没有，那是中国人对于印度佛教艺术的发展。还有这次的经卷，大多是佛经，但它也是书法作品。对这些不感兴趣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敦煌是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时代的，是所有艺术家朝圣的殿堂。
东方早报：和当年比起来，现在敦煌研究院的条件看起来好多了。现在面临一些什么新的情况？
樊锦诗：当年常先生（敦煌学家常书鸿）在的时候，敦煌研究院还是在创业守成和抢救的阶段。我们这一代就开始进入了科学保护阶段。敦煌需要不断修复，是修不完的，就好比老人家生病，治好出院，可能过两天又进去了。现在开始“预防性保护”，就是通过大量使用仪器加强监测。
现在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把研究保护和管理结合起来。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的同时进行保护。石窟只有在一个恒定的环境下才容易保存，不然会加速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游客的进入量。
东方早报：具体有些什么难题？
樊锦诗：游客越来越多，这是最大的难题。这些年一直在做数字化保护。因为我觉得人人都需要档案，但敦煌的这个档案不行。照片会褪色、录像会被消磁，最后发现电脑是个好东西。刚开始别人不理解，现在全国都在做。有过一份照片对比，最后发现，我们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窟，其实和1908年的照片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国家、给人类留下一份遗产。
最近，我们又想做一个数字展示中心。所有游客在进入景区前进入这个中心，通过复制壁画、数字电影、网络三维游览还有一些多媒体互动，让他们先了解敦煌，再进入几个石窟看下，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游客的进入量。但现在，这个项目还有很大的资金缺口，约1.67个亿（元）。
东方早报：这个数字怎么计算的？
樊锦诗：去年有四个项目，治沙工程、安防工程、崖体工程，我去申请数字展示中心的时候，人家就挺不高兴的。这前面三个还没批下来，你又来要钱了。不过后来国务院还是很支持，这三个项目一共需要3.8个亿，最后批了2.67个亿，但是这笔钱地方上需要出30％，甘肃省真的很穷。所以我又去“要饭”，包括社会上很多企业和人士的资助，总之是通过各个渠道，但谁也不可能把问题都解决。四个项目最后摊下来，数字展示中心最后的缺口就是1.67个亿。
东方早报：敦煌现在每年的门票收入都归研究院吗？
樊锦诗：现在敦煌每年的门票收入大概是7000万元，幸亏有了这笔钱，不然我们就麻烦了。但明年门票需要上交，然后再拨款给我们。
我现在基本上成了“要饭”的。不过我也是自作自受，如果不提那个数字展示中心的提案就啥事没有。不过我一直还是老天真的，也就是有些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东方早报：还有别的难题吗？
樊锦诗：主要就是人才问题。这敦煌能不能保护好，关键靠人。有了先进的仪器设备没用，还得有人去操作。最开始常院长在的那会儿，我们研究院只有十几个人，到了我毕业那会儿，就有五六十个人，现在光给参观者讲解的接待部就有一百多号人，我们院一共有十七八个部门，五六百人。很多都是硕士、博士。但什么“士”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不行。
东方早报：现在你们招自己的研究生吗？毕业后都来你们这里工作吗？
樊锦诗：我们委托大学招，兰大有敦煌学，还有浙大的数字保护这块。但很多学生毕业了不干这个。人才难找，我们就自己培养。很多讲解员都会世界各国的语言，这都是我们自己花了大价钱培养的。
我们这个地方太偏远，年轻人不爱呆。现在能呆下来的基本就是热爱这个的。这里有编制的员工只有300多个，除了国家的工资，就靠门票收入发工资，其实待遇还是挺不错的。在敦煌市区有一块地，给员工造了住房，孩子教育难的问题终于解决，不过还是有很多大龄青年的终身大事没法解决。
不能怪现在的年轻人，时代环境不同。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嗨，我们这代，所有人都单纯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