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循环的历史变迁
中国正处于新的阶段，其根基是邓小平以来所实行的经济开放，但内部构造仍然存在巨大断裂；从外部世界而言，尽管中国依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其内部与外部的冲突始终延续，但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是全新的。
《财经》：你在《追寻现代中国》中，提到中国历史的循环性，你尤其提出1644年、1911年、1949年这三个年份的不同循环，如果说这是一种循环，那意味着什么？
史景迁：虽然1644年、1911年、1949年发生的事件完全不同，但这三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其主轴是社会和民间秩序的重整，所牵涉的问题是在中国传统官僚体系和中国文化中，其控制权和统治权的转移。
在1644年、1911年、1949年的事件中，其共同点是一些控制军权的重要人物掌控时局脉动，但他们不见得能控制当时社会，因为这些人像初期的满族政权一样，在乎掌控军事，或像稍后的北洋军或孙中山所建立的政府一样，但孙中山的信徒相信宪政和国民大会。孙中山本人非常具有包容性，很难对他加以历史定性。
《财经》：能否这样公平地说，毛泽东在掌权之后，并不仅仅为了掌握军事权力，也试图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在如何过上好日子的“途径”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你的史学视角总是强调其历史延续性，那在你看来，1949年事件和其他年代的事件有何关联点？
史景迁：要这样做，非常复杂。很明显的，维持社会秩序是共产党党纲非常优先考虑的政策导向，这并不意味着和过去有什么关联，共产党是针对当时的秩序，希望找出一种新的政府结构。而上述的不同时代，要说关联点，则是都有不同的伟大思想出现。在1644年前后，中国曾经产生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西方学者也研究当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思想，这些学者对社会的变迁均产生一定的思想影响；辛亥革命前后，除了梁启超，还有其他许多思想家，他们希望找出与新政府互动的方式。
但是，1644年、1911年、1949年的新政府都没有实验的机会或是经验。人民是否选对“政府”，实属赌博。1949年共产党接管下的中国，经过列强压迫、日本侵略和清朝末年国内社会的瓦解、国共内战的代价，国家已经疲惫不堪，犹如1644年，地方政府完全崩溃一样。在上述的三个年代，中央政府必须巩固权力，但政府不能仅靠武力巩固权力，政府必须向人民承诺，未来的生活会更好。但这些承诺不一定实现。有了权力后，政府会做一些以前不曾提过的事情，在历史过程中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或在其他时代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事实上，新政权都要面对一些较为棘手的大问题。
《财经》：那都是掌权者，或者说夺取政权后面临的同样问题？
史景迁：这些问题包括组织和后勤补给等问题，即人们目前强调的公共产品问题。例如，怎么养活民众？怎么运送粮食？如果河流上战争不断，船舶势必折损惨重，怎么建立海军？或者必须有民众愿意借船给政府，或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解决补给问题。政府要做的事太多，包括邮政、银行、道路、交通、安全等系统。尽管政府说，政府愿为老百姓服务，但政府不得不为富人服务，因为苟不如此，便无法阻止金钱流往国外。
对一个新政权来说，政府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许多决定，如哪些人、哪些群体要缴多少税？怎么缴？中国的税制非常复杂，一些优秀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明清两代税制的变革。国家当然要有税收，但明朝的税收主要靠大运河上缴北京，为畅通缴税管道，政府必须保持大运河畅通，并经常清除淤泥，而为保持大运河畅通，除了有效的官僚体系，还需成千上万的民工。在乾隆皇帝把中国领土扩大一倍前，中国已经够大了。为确保税收，中国需要有像洪承畴那样的官员。他善于运筹折冲，对于筹税，既有经验，又有技巧。对于洪承畴和吴三桂的研究，可以写成一本书，年轻的中国学者，应该尝试着做，会有价值的。
讨论1644年、1911年、1949年，重要的是考虑这些时代的背景。1949年，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后的一系列“革命”，而蒙上了一种色彩。
《财经》：你认为1949年后的一系列“革命”，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吗？
史景迁：这个问题是现代人开始问的。他们好像是说，我们本应该有个水晶球，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有没有可能直接从1949年就进入到邓小平时代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有1949年以后的那段历史呢？我并不认为中国必须走过这段，但问题是中国确实经历了这段过程，并不是说中国不会走上其他道路。
《财经》：客观地说，当时的国际环境或许不允许这么做，但中国当初如果按照“八大”的路线往下走，代价肯定会小些。你好像说过，邓小平是中国适时出现的一个适当人物。那邓小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跳出了你所认为的历史循环？
史景迁：也许一个人在获得成功时，会有一些决定性因素，或许是他们的年龄，或许是命运，或许是外交政策，或许是国家的疲劳。但是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时，已经很有权力了，尽管还不属于最高权力。我们不能说上世纪50年代的邓小平和1978年、1979年的邓小平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要看中国当时的整体情况。
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的故事远没有讲完，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故事远远要比目前人们已经说到的还要多。邓小平在1978年、1979年作出的决定至关重要，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也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他在毛泽东去世后对时局作出的反应非常精明灵活，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当时作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改变文化中一些允许的东西，他要改变，政党也要改变，而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
在讨论哪段时期邓小平最为有效的话，就必须看看他的盟友是谁。假设彭德怀活到后来，就会改变和军队的关系，会改变很多东西，文化大革命也会不一样了。我们无法控制这种大的背景，就像现在的美国总统，大环境对他非常困难，他难以驾驭和管理，但若五年前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把握这些对历史学家非常困难，因为要做许多猜测，邓小平的主要顾问是谁？谁给他提供信息，提供怎样的信息？这都是他需要知道的，也许有些信息他不愿意听。当然历史上还有数不清的人物，最终没有赢，如李立三。他与邓小平一样去法国留过学，有一阵影响还很大。可能有个人原因，或有偶然因素，但主要还是应该看他跟谁联盟。对一个人来说，有成百个变数。而对我来说，邓小平时期的这段中国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