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丁卯年的新正刚刚过去，可依然是春寒料峭。年近古稀的大教育家严修先生没有和他的家人围炉团坐，却独自在书斋里起草一份为成立崇化学会进行资金募集的“捐启”，然后让他的门人王斗瞻（文光）誊录了若干份，准备分发。
严老先生在戊戌维新期间，曾是开经济特科取士的首倡者；在1905年的废科举、建学堂的教育体系改革中，他也是中坚力量。可事隔十余年之后，一位风骨凛然的维新志士为什么又成了提倡和弘扬传统学术的带头人了呢？只要我们看一看“捐启”中的一段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国三代以来之文化，一线绵延，卒未中断。惟自通海以还，学人之聪明才智，群注于外来科学之一途，固有文化反视为不急之务，而漠然置之。他人我先，已成事实，衍忘既久，陨越堪虞；及早补救，较易为功。”
这就是说，彼时由于社会上普遍热衷于外来文化，在如何继承、弘扬中国固有的文化与精神方面却遭到忽视；如不及时抢救，传统文化将会出现断层。今天看来，这不是盲目的颂古复古，而是一种眼光的超前，一种文化的补偿。严老先生主张“延国学之坠绪，衍固有之文化”，适应了当时传统学术亟须延续的需要，仅此而言，崇化学会就是功不可没的。
崇化学会的赞助者，除了个别居津的军阀像蔡成勋（虎臣，曾任陆军总长、江西督军）以及时任直隶督办兼省长的褚玉璞（这笔钱实际出于赵镜波而让名于褚，到租界银行兑现还被打了九折，有严老先生的日记为证），绝大部分都是热心公益的天津名流、乡贤或学者，如：
裕津银行董事长赵聘卿（德珍），天津商会会董胡树屏（维域），徐世昌的二弟、天津红卍字会会长徐友梅（世光），内务次长、参政院参政言仲远（敦源），曾任江西教育厅长的教育家李金藻（琴湘，有著述多种），清末曾任山西学政、四川提学使刘嘉琛（幼樵），清末曾任军机领班、内阁阁丞、书法家华世奎（璧臣），清末民政部员外郎金钺（浚宣，藏书颇丰，热心乡邦文献的刊刻整理），清末学部主事、方志学家高凌雯（彤皆，著有《天津县新志》、《刚训斋集》），清末直隶提学使、教育家、曾为南开大学捐建木斋图书馆的卢靖（木斋），浙江钱塘道尹、直隶烟酒事务局会办、方志学家王守恂（仁安，著有《天津政俗沿革记》、《王仁安集》），直隶省国会参议员、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会长、书法家赵元礼（幼梅，著有《藏斋集》）等。
学会之采用“崇化”之名，寓意也是深远的。
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大帝曾是传统学术的积极倡导者，为了扭转汉初礼坏乐崩的局面，武帝于公元前136年招致了一批学问大家，设置“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又根据丞相公孙弘的建议，给博士们招收弟子，置博士弟子员50人；为使这些人安心学习和学问传承有绪，朝廷还免除了他们的征役。这样做，既可使学问礼教在各地受到尊重与发扬光大，又可使优秀的人才得到提掖和奖励，这也就是汉武帝在诏书中所说的：“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由此可见，严老先生把“崇化”两个字用于学会之名，就是为了传统学术文化能在天津得到传承和弘扬，并培育一批优秀的后继人才。因此，凡能考入崇化学会者，非但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学习成绩优秀的，还要发给奖学金，以资鼓励。
崇化学会对主讲一席的人选要求甚高。1927年8月12日，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决定敦请长州宿儒、进士出身的章钰（式之）担任主讲。章氏时年六十有三，在清末曾任外务部主事兼京师图书馆编修，辛亥后寓居津门，潜心学术，学问淹博，于经史、考据、词章、金石诸学无不精湛，著述亦丰，深孚天津国学界之众望。
课程设置以传统的义理、训诂和掌故之学为主，课本和参考书为严修手订的《论语》、《史记》、《汉书》、《诗经》、《说文》、《通鉴》和《九通》等旧籍；学习方法主要是自学，辅之以讲授和考试。两年后严老先生驾鹤西去，由华世奎主持一切，校舍开始稳定在文庙。
对这种游离于当时主流教育之外的教、学方法如何评价，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作为一种实验，自有其成功之处，特别是章钰1937年病逝之后，一批早期的学员，竟成功地扛起了学会的大旗，而且还能在每天晚上加两个小时的学术讲演，以满足社会之需，就是明证。
其实，崇化学会也是在不断前进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形势发展，于1947年改组为崇化初级中学。解放后1952年由政府接办，组建为天津三十一中，迁校址于北门西。“崇化”精神一直为天津的教育界所怀念。酒愈放愈醇，水越流越清。1996年一所依托于三十一中学的公办民助中学组建，决定用“崇化”命名。2006年经市教委批准，三十一中学正式改名为崇化中学。
“崇化”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不是偶然的。历史是民族的年轮，记忆是文化的基因，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所在。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间组织为数不少，但能够传承至今的已如凤毛麟角，天津“崇化”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罗澍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