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陕西省大批公务员，尤其是许多担任了较高职务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纷纷拿起手中纸笔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近日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这几
年，给陕西散文提神的还有一支独特的‘纵队’，就是官员写作队伍。其他的省份也有，但都没有像陕西这样形成风气。”《美文》杂志这样评价。”（2月18日，人民日报）
杨乐生教授、穆涛副主编所言不虚，自文学纪元的“陕军东征”年代算起，陕西省向来不缺少作家，也不缺少的“仕而文之”典型，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张伟便是一个例子，与 “文而仕之” 的山西省副省长遥相呼应。二人可谓殊途同归，仕途文名双丰收，使得“仕不能文”的官员、“文不能仕”的作家多少对之有点汗颜、闻之有点自惭。
笔者同意贾平凹的观点：“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也赞同陈忠实的说法：“爱好文学的人不分职业，公务员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没啥可奇怪的。”却又忍不住心存质疑（不是存心质疑）。
为官之道在于“兴实业而利黎民”，为文之道在于“促文明而笃教化”，二者纵然可以交叉，或者说在本国历史上曾是完全并轨的。自隋末科举制度以降，读书著文成为了通向“治国平天下”的不二之途，因此才有唐太宗“赚得英雄尽白头”之说，才有发疯的“范进”、没落的“孔乙己”们。
自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才在某种意义上将二者厘清，事实也证明了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为它们涉及“一实一虚”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能力与才干。换句话说，能“著美文”，未必能“行善政”；能“行善政”，也未必“下笔千言”。
作家个个是治国能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所辖区域建设得比“美文”还要美，我们自是拍手欢迎；官员个个才华横溢，“动手能干事，动笔能著文”，我们也自是乐道，这也自是我国培养全面发展之人才的突出成果。
然而，倘若二者不可兼得，倘若我们依然处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半道出家”的“文而仕之”者，还是“仕而文之”者，既然头戴一顶“乌纱帽”，不妨以“政事”（正事）为重，多去乡间地头“听听百姓疾苦声”，少在书斋舞文弄墨展现“绝代风流、文韬武略”，“官员写作”算不得政绩，作家当官算不得荣耀，如果老百姓的“衣食足、仓廪实”还未实现。
唐诗人柳宗元曾于柳州任职，当地百姓举全地之名敬赠他以雅号“柳柳州”，并世代刻碑铭记，荣膺如此殊荣，非因他采集当地民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竹枝词》组诗，而是因他留下了造福黎民的种种“善政”。
清乾隆皇帝一生作诗九万首之多，令白居易、陆游望尘莫及，可是除了研究专家之外，恐怕背出这洋洋洒洒九万首诗歌中的任何一首都是相当困难的，后人记住的仅是他如何宠幸佞臣，如何骄奢淫逸将偌大的国家耗光败净，“康头乾尾”的“康乾盛世”不是对他的赞美，而是嘲笑，这一点，他的儿子——每每面临国库吃紧的道光皇帝最清楚。
这一正一反是可供借鉴的好例子，我们的“官员作家”、“作家官员”不妨“以之为鉴而正衣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