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孟浩然其人与其诗，已成为了不少研究生撰写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的首选对象。以博士论文为例，前面所提到的韩国学者李南钟博士，其在首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撰写的论文，就是以孟浩然诗歌为研究对象的，之后并以《孟浩然诗研究》为名在韩国正式出版。2011年5月，我在台湾中山大学作专题演讲时，与当时在该校中文系做客座教授的李南钟博士一见如故，因而才特邀其到襄阳参加了这次“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另外，与我常有书信往来、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的李园博士，其博士论文也是选择孟浩然为研究对象的，这从其论文题目为《孟浩然及其诗歌研究》，即可准确获知。至于以孟浩然诗歌为硕士论文之研究对象者，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就能找到十数篇之多。这是一种颇值注意的“学位式”孟浩然研究。这种“学位式”的孟浩然研究，不仅使得孟浩然研究的队伍更加专业化与年轻化，而且也必将成为今后孟浩然研究的希望所在。
其三、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孟浩然的研究已进入了一方新的天地。中国孟浩然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11月，迄今已有整十年的历史，首任学会会长为武汉大学的王启兴教授，我忝为第二任会长。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孟浩然研究会除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还组织编写了被王启兴教授称之为“集大成成果”的《孟浩然大辞典》，并举行了一次“《孟浩然大辞典》学术研讨会”。此外，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为轴心，在十年中团结与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的孟浩然研究者，其成果之丰硕，仅从《孟浩然大辞典·附编》之《孟浩然研究资料索引》中，即可窥其一斑。
其四、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孟浩然研究会还与襄州鹿门风景名胜管委会一道，为修建于鹿门山风景名胜区的孟浩然纪念馆，作了有关策划、设计等方面的许多工作。纪念馆竣工后，我当时还曾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与襄樊市的一位副市长为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共同剪彩。同时，对于孟浩然的出生地，以及鹿门山诸多关于孟浩然的遗迹等，中国孟浩然会研究会也与之配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所有这些，均为“文化襄阳”的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孟：从您所介绍的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现在时”的孟浩然研究或者说当代的孟浩然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属前所未有，也是特别值得推重的。另从附于《先唐诗人考论》之末的《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一文可知，您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孟浩然的研究，请谈一谈您对孟浩然研究的一些成就与创获，以及今后对孟浩然研究的打算。
王：好的。我研究孟浩然始于1983年春，当时写了一篇《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的小文，主要是针对陈贻焮先生《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之“卢明府”为“卢象”说所进行的考辨，即我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卢明府”非卢象而为卢僎。文章写完后，曾寄给陈先生以求批评，讵料陈先生竟然将其推荐给《文学遗产》作为备用稿。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却令我十分感动，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之后，我便将对孟浩然的研究，纳入了我对唐代诗人研究的重点对象，并直至今日。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我对孟浩然的研究，也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3年—1988年为第一个阶段，其研究成果，为连续发表于《荆门大学学报》的有10余万字之多的《孟浩然年谱》，以及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5期全文转载的《孟浩然入京新考》等文。由此不难看出，我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研究，主要是重在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进行研究，“研究作家年谱为先，研究作品编年为先”者，此之谓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细按行年”，才能“曲探心迹”，这就是我当时从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一文中所领会之最深刻者。1989年—2002年为第二个阶段，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的《孟浩然研究》一书，为我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全书五章二十七节，包括“附录”在内共26万字。由于此书是孟浩然研究史上较为全面、具体、翔实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第一部专著，故其出版后，即获得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与赞许（仅公开发表的书评就有6篇之多）。傅璇琮先生在《<孟浩然研究论丛>序》中所说的“特别是本书主编王辉斌教授，不仅其有关孟浩然专著之翔实考察与对旧说的辨正，提出不少新见”云云，所指即为此书之种种创获。除《孟浩然研究》一书外，我于此期还在《四川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关于孟浩然研究的论文，有的论文还曾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所有这些，均表明了我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阶段，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尤令学界瞩目。2003年迄今，是我研究孟浩然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近10年的阶段中，我于孟浩然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先后主编了《孟浩然大辞典》（2008年）、《孟浩然研究论丛》（2011年）二书，前者69万字，后者66万字；前者被称为“孟浩然研究的集大成成果”，后者被称为“代表了当今孟浩然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二是先后组织召开了两次孟浩然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扩大了孟浩然研究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
对于今后的孟浩然研究，我最大的心愿与最急迫的打算，就是计划将25年前连载于《荆门大学学报》上的《孟浩然年谱》进行修订，以使其尽快出版。同时，也计划将《孟浩然研究》一书进行修订再版。此书的出版，主要是为迎接“全国首届孟浩然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襄樊学院的召开所使然，当时由于时间太过紧迫，使得原计划中的《孟浩然思想》一章，因不及撰写而成为遗憾。所以，将两种旧作进行修订出版与再版，便成为了我今后孟浩然研究的最主要任务。虽然如此，其时间最早也得在2014年以后，原因是我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研撰工作。
孟：孟浩然与王维、李白、高适、岑参、杜甫，曾一度被称之为“盛唐六大家”，而在这“六大家”中，孟浩然与王维，李白与杜甫，是最容易为研究者作“优劣”之论的。对于“李杜优劣论”，学界早就提出了批评，认为李杜可以比较，但不可论优劣；而于“孟王优劣论”，却大有继续进行下去之势，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李杜优劣论”与“孟王优劣论”均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兴起、发展与嬗变，由来已久，且文化背景甚为复杂。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只谈一谈有关“孟王优劣论”的问题。“孟王优劣论”大致存在着两种情况，一为扬王抑孟的“孟不及王”说，一为扬孟抑王的“王不及孟”说，其时间跨度则由宋至清，且直至于今日。“孟不及王”说的始作俑者为苏轼，继之者则有严羽、陈师道、张戒（宋）、王世贞、胡应麟、钟惺（明）、叶燮、张文荪、纪昀（清）等人，其主要观点，由苏轼所持之“才学”说，一变而为钟惺的“浅薄”说与王士禛的“浅俗”说。最早持“王不及孟”说者亦为宋人，对此，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八之所载，已透出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开元天宝之际，孟浩然诗名藉世，一游长安，王维倾盖延誉，然官卒不显何哉？或谓维见其胜己，不肯荐于天子，故浩然别维诗云：‘当路宁相假，知音世所稀’。”其中的“或谓维见其胜己”云云，表明在葛立方撰写《韵语阳秋》之前，已有人倡“王不及孟”说。由宋而明而清，“王不及孟”说经李东阳之所倡，而大行其道，持说者主要有潘德舆、乔亿、薛雪等人。在这两类持说者中，钟惺、叶燮为“孟不如王”说的典型代表，潘德舆、薛雪则为“王不如孟”说的典型代表。而闻一多“孟高于王”（见郑临川《闻一多论古代文学》）的提出，使得“王不及孟”说在二十世纪40年代曾盛行一时。1949年迄今，“孟不及王”说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不仅频频面世，而且还出现了《论王维为高孟一等的大诗人》这样的专题论文。事实上，王维是否高孟浩然“一等”，或者孟浩然是否高王维“一等”，并不是某人或者某篇论文说了就可算数的，因为持说者无论是“扬王贬孟”或者“扬孟贬王”，都是带有较为明显之主观色采的，这从钟惺认为孟浩然《早发渔浦潭》诗“浅薄”而潘得舆认为此诗“浑健”之不同评价中，即略可获知。
孟浩然与王维，都是唐诗史上的著名诗人，且都以山水田园诗名家，对于二人的艺术修养、文学成就、审美情趣等，都可以进行比较，但不可以强分高低，妄加轩轾。苏轼在《次韵张道安读杜诗》一诗中，曾用“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十字，将李白与杜甫比作同时代的两只“龙舟”，而孟浩然与王维亦如是。
孟：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现象，“孟王优劣论”的存在，确实由来已久，这对于当前的孟浩然研究者来说，显然是应该加以注意的。有人曾经认为，“李杜优劣论”可以休矣，那么，“孟王优劣论”亦应是这样。由此使我想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就当前的孟浩然研究趋势而言，今后的孟浩然研究者在其研究中应将侧重点放在哪些方面？又会取得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其中有待注意的问题又有哪些？
王：你所想到的这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希望我能谈一谈孟浩然研究的“将来时”，也即今后如何去研究孟浩然的问题。我先说一件关于李白研究的小事。在2005年8月召开于新疆师范大学的“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李白研究”从唐代到现在，该研究的已都研究了，现在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非原文，其大意如此）。其言下之意，是说在李白研究这一领域，已经很难有新的发现与突破了。这种说法是否切合李白研究的实际，姑待另论。但孟浩然研究却绝非如此。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孟浩然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研究者尽快去研究的。即：（一）对孟浩然的重新评价问题。在“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教授专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认为不仅孟浩然研究者要对孟浩然的思想、隐逸内涵、文学史地位等进行重新评价，而且文学史撰写者也应如是。（二）对孟浩然评传的撰写。早在1925年，中山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虽然发表了詹安泰的《孟浩然评传》，但那其实只是一篇论文，所以，在“盛唐六诗人”中，现在只有孟浩然的评传阙如，因之，以专著的形式撰写《孟浩然评传》，也就势在必行。但撰写《孟浩然评传》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孟浩然的生平事迹问题，一为孟浩然的思想发展、变化与文学史地位问题。对孟浩然生平事迹的研究，有两本书作为参考时是应该谨慎的，此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孟浩然集校注》（主要指其中的《作品系年》）与《孟浩然年谱》。在“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有位台湾学者曾对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关于孟浩然的书，虽然影响最大，但错误也最多。其所指即为这两本书。（三）孟浩然接受史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孟浩然研究远远无法与李白、杜甫等同时代诗人相比。新出版的《孟浩然研究论丛》，在这方面虽然是一大亮点（收有论文近10篇），但却有欠系统与缜密。（四）对孟浩然生平事迹的细化研究。台湾学者之所以说《孟浩然集校注》与《孟浩然年谱》错误最多，主要是就其中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细化研究”而言的，因此，撰写与出版新的《孟浩然年谱》，就自然是有待于今后的孟浩然研究者了。（五）孟浩然与中国隐逸文化的关系。有人曾这样说过，襄阳是中国隐逸文化的发源地，因为由东汉而李唐，隐居于襄阳的高人逸士不计其数，土生土长于襄阳的孟浩然，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自然就较为明显。（六）孟浩然研究资料汇编。这虽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将其编辑出版后，必将会对今后的孟浩然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七）对孟浩然的研究经历与成果进行研究。这是傅璇琮先生在《<孟浩然研究论丛>序》中所提出的一项具有“研究史”特质的研究内容，因之，其学术价值也就自不待言。
以上所举七端，实际上为孟浩然研究中的七大专题，而且每一专题都是可以成就一部专著的。如果在三、五年之内，这些专题都能变成一部部专著，则那时的孟浩然研究，就必将会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座难以比附的高标。所以，在我看来，孟浩然研究的将来，其成就其格局，一定会比今天更加美好！
作者简介：
孟祥光（1981年— ），山东日照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土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