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自1984年访谈后，您和梁漱溟先生还有过晤谈吗？
艾恺：是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的大部分访谈均是在1984年9月录制，但其中有一个例外，即本书所收录最后一节是1986年我和梁先生之间一次随意闲聊的部分录音。我那时为何身在北京，说来话长，我也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旨在推动中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当时，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与梁先生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非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原始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读书报：您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您以梁漱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获得“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后来您又因梁漱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除了梁先生的思想和理论，他身上还有哪些东西吸引着您以此作为一生学术事业的重点？
艾恺：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大陆，亲见我的研究对象梁先生。书成之后，我得到拜访他的机会，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感情，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认识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与之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我为什么把他的传记起名为《最后的儒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主要是根据他的为人。儒家的观念是，一个人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梁先生一向崇奉明代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也算是王艮的传人，一直非常重视实践。他的这些行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表里合一，不随波逐流，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我觉得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让我非常佩服。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像他抗战时回山东去，差一点就让日本人枪毙了，类似的经历有好几次，他都不怕。有勇气，有风骨，我觉得这是他人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100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单单是由于他独特的思想，也是因为他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接近传统儒者的形象——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阔论。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读书报：您谈到梁先生的个人魅力与人格力量，这也是我们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中透过他的行止交游看到的。陈丹青曾用“民国范儿”形容那个时代的坦然率真、特立独行和色彩斑斓，您觉得梁先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的特质？
艾恺：在我和梁先生的对谈中，我透过他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得一提的部分。梁先生和我说了许多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算放弃也算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他也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能融多种思想于一体、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特点，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各家学者虽有许多辩论，但并不将自己限定为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时，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联，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思想于一身。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