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日月楼里的丰子恺后代（2）

记者：据您观察，丰子恺画画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丰一吟：父亲画画很简陋的，随便趴在一张小课桌上就画起来。墨不讲究，砚台也不讲究，人家送给他一个端砚，他也随手送给别人。父亲的毛笔，只有狼毫没有羊毫，好坏也不计较。用完后也不清洗悬挂，而是饱蘸墨汁，再套上铜笔套。我现在发现，如果我学他的画，我要用一支好一点的毛笔画人啊，写字啊，一支差一点的毛笔画山啊什么的，但我当时看他都是只用一支笔，用坏了就换一支。他最大的画就是一整张宣纸的，在重庆的时候我看见他画过，但最多的都是很小的画。画画之前他会拿个木炭条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后来有人看见他的画上有木炭条的痕迹，就说是赝品，哪有这么有名的大画家画画还用木炭条的。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个事，但后来有人再造假画的时候，反而会用木炭条。   


    父亲希望我们永葆童心   


    记者：丰子恺的作品极具童趣，您自幼在他的教育下成长，是否也造就了您的性格？   


    丰一吟：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而是任由我们根据兴趣自由发展。父亲只喜欢小孩子，只要孩子长大了，就“不喜欢”了。他希望孩子永远保持纯洁。父亲从来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们快乐就好。所以我们兄弟姐妹7人没有一个人学习绘画子承父业的。   


    记者：天性和爱心，这似乎也是我们今天家庭教育中所缺少的。   


    丰一吟：是啊，我小时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所著的《爱的教育》当作课本给我们读。我那时还小，常听姐姐讲其中的内容。这本书通篇都贯穿了一个爱字。我姐姐哥哥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长大后我才知道这叫“护生”。父亲的《护生画集》就是这个意思。他在《护生画三集自序》中说：“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   


    记者：他作品的主题之一，也是表现孩子的世界吧？   


    丰一吟：父亲特别喜欢孩子，非常艳羡孩子的世界的广大。他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父亲画得最多的是大姐阿宝和大哥瞻瞻，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我年纪小，基本上轮不到我。也有一张，是在遵义的时候，我12岁。那天我正在纸上涂鸦，父亲看到了，就给我画了下来。   


    记者：丰子恺散文中有没有特别写到您的篇目？   


    丰一吟：父亲有一篇文章叫《标题音乐》，写到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下雨，我问保姆雨是从哪里落下来的，保姆说是“天上菩萨”落下的。我又问，是不是菩萨用面盆倒出来的？保姆说对的。我再问面盆在哪里？保姆以为我要用面盆玩水，便责备我，我就大哭起来。父亲正好听到这个过程，便写下那篇文章，认为成年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小孩子。父亲在桐乡设计建造缘缘堂时也是处处为孩子着想。缘缘堂空地上有滑梯、跷跷板、沙坑、跳高用的架子等。院内还有竹子、大树，亲友的孩子都来玩，把它当作公园。   


    记者：您家孩子的名字都很好听，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丰一吟：我是老六，大姐陈宝、二姐宛音、三姐宁欣、长兄华瞻、二哥元草，还有个弟弟叫新枚。我们的名字都是我外公给取的，我本来叫丰一宁，得一以宁，意思就是得到这一个就安宁了，再也不要了。但读小学时校长给错写成“一吟”，也很好，就叫丰一吟了。   


    父亲的人格影响我一生   


    记者：看过关于丰子恺赠画的报道，感慨现在的画家不可能像他那样做了。   


    丰一吟：当时我家的信箱中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不少热心读者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够赠画给他们。一般收到这样的信件，父亲都会在一个星期内画好，回寄给人家。解放后父亲就不卖画了，没有人买过他的画，只是在报纸上偶尔有发表。   


    记者：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丰子恺为人谦和，他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吧？   


    丰一吟：他对待所有的人都很好的。1961年家里买了台电视机，父亲把它放在楼下客厅，从那以后我家客厅就像电影院一样，邻居纷纷过来看电视。父亲自己从来不要保姆伺候。叠被铺床，收拾房间，都是亲自动手。有一位保姆在我家做了17年，父亲知道她有高血压病时，马上叫她每天午睡，还包下了她的一切医药费。父亲说：“人家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来为我们服务，我们要把她当自己人！”你在日月楼里不知道看没看到展示的一些宣纸片，长约二寸，宽约三四寸，这种纸我们家叫“外公纸”。父亲写字写坏了的纸，不要了，就裁成很小放在桌子上，桌上有水迹、墨迹就用它擦一下。父亲身上也会放一点，他常常带外孙们去吃饭，孩子们吃得嘴上脏了，他就把纸拿出来擦一下，孩子们习惯了，有时还没来得及把纸拿出来，就有人喊着：“外公，纸！”所以就有了“外公纸”这个名字。我现在画画写字后，也把废弃的纸留下来用。   


    记者：丰子恺给您带来的最大影响在哪方面？   


    丰一吟：父亲的许多品质，原来在一起时我并没有感觉，以为本该如此，许多年以后才通过比较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从父亲身上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那股认真劲儿——凡事都要钻研到底，一丝不苟，有一点缺陷和不足心里就会不踏实。   


    记者：看来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也由丰子恺转而影响到您了。   


    丰一吟：这是过奖了。李叔同是父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师，他不仅教音乐、绘画，还教做人。在李叔同那里父亲学会了写生画法，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更重要的是，他还学到了可贵的精神：李叔同是个非常认真的人，父亲做事也一丝不苟；李叔同认为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父亲一生都认为“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连一些小习惯父亲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说写信的时候一定先写信封，边写边说：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子的。   


    记者：丰子恺给您留下了很多作品吗？   


    丰一吟：其实父亲1975年去世的时候，只留给我一幅字——“盛年不重来”。二哥看我一幅画都没有，就把父亲给他的画送了一幅给我，画的题目是《一叶落而知秋》，画里两个小孩看着天上的落叶，边上一个妇人摇着折扇。   


    记者：您今年已经82岁了，还要每天工作很久吗？   


    丰一吟：是的。从1975年父亲去世后，我开始做父亲的研究、整理工作，并重新拿起画笔临摹父亲的绘画。我没有继承父亲画画的天分，“只会划桨，不会掌舵”，缺乏父亲的神来之笔。当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来信，要我和大姐一起编辑丰子恺文集，因为在那之前所有的出版社没有一本丰子恺的文集，只出过画册。为了编文集，我跟大姐两个人一起到图书馆找资料，找得很辛苦。单位批评我，说你是在外国文学研究室，不搞翻译研究也就罢了，但有关丰子恺的论文总要写出来吧？我觉得很为难，我说现在是拓荒，把父亲的文集先出版，再去搞研究。我现在最大的精力在研究丰子恺，我有两万多张卡片和6本剪报集，都是有关父亲的资料。   


    本报记者　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