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人托马斯·萨拉蒙当过外交官，巴西人雷寄思·邦维希诺现在是圣保罗市劳工法院的大法官，台湾人罗智成当过台北新闻处长，三个月前刚被任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虽然身处最主流的美国，但保罗·穆尔顿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尔兰诗人，保持一种边缘姿态。
因为诗歌，他们在香港会面了。他们都是诗人。
2011年11月9日到13日举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有来自美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土耳其、巴西、爱尔兰等地的诗人来此聚会。除了参与论坛、诗歌朗诵、与中学生交流外，每个诗人还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为他们个人出版的一册诗集，以中文、英文以及他们的诗歌母语对照。
邦维希诺、萨拉蒙和罗智成都是亲历了东西方冷战和社会转型的诗人。巴西是从军人独裁政权向民主化转型，斯洛文尼亚是从苏东体制向民主化转型，台湾则是从威权政治向民主化转型。当然，他们都不是职业诗人。
相比来自更稳定环境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往往质地更好，更有深度。诗歌节的组织者、诗人北岛也认同这一点，“美国稍微出了一点名的诗人都被大学收编，变成中产阶级教授，这从根本对美国诗歌上是很大的威胁。”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在痛苦和内在痛苦与诗人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关系。”
一句话也不愿意随便写
11月11日上午，在北岛给诗歌节租的宾馆房间里，穆尔顿坐了两分钟居然在椅子上睡着了。他在倒时差。
穆尔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获得过普利策诗歌奖、艾略特诗歌奖等各大诗歌奖。毫无疑问，拥有这些光环之中一个的诗人，就算成绩不菲，而保罗几乎囊括所有诗歌的荣誉。
穆尔顿曾做过13年BBC的记者和制片人，他最早制作的影像之一，是关于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的华裔社区，居民大多来自香港。新闻和纪录片制作的工作影响到他写诗的风格：像一个建筑师或工程师一样精确地对待写作，一行一行，一步一步，有条不紊。
1987年移居美国后，穆尔顿做了多年的《纽约客》诗歌编辑。作为编辑，他选择诗歌的准则是：一首诗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原来有一种叫《纽约客》的诗歌，但现在没有。”穆尔顿说。每期发表两首诗，一年发表一百首诗歌的样子，那是很小的数目。不论诗作者是否著名。“短诗也好，政治讽刺诗也好，甚至是一些漂亮的警句也好，我看的只是，诗歌是否改变我？”
穆尔顿年轻时是一个摇滚歌手，想成为像甲壳虫乐队那样的音乐人，但是没有做成。就像打高尔夫一样，是个爱好。这多少是个秘密。
“我一直对诗歌与歌曲的关系感兴趣。但我不认为我会成为歌手，我不认为我会‘长大’。作曲仅仅是个爱好，但还是花掉我一辈子的时间。”穆尔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作曲家把他的诗歌变成歌。
穆尔顿同时持爱尔兰、英国和美国三个护照，只是方便在机场排最短的队，穆尔顿认为，人能够同时有几个身份。人不要成为一个东西（即一个民族身份），人可以成为几个东西。不管我们的民族身份，我都是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是兄弟、父亲、儿子等等。
穆尔顿身上也有一部分东亚人血统，他的一个祖先是东亚人。因此他对“人只能有一个身份”这种想法并不感兴趣，“我们都不是‘一个身份’，我们来自广大的一系列的东西（即身份），而且我应该尊重这个（多元性）。”
他在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家庭长大。“我与国家的关系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说英国的语言，但我不是英国人。我的母语是爱尔兰的英语，叫hyberno-English，是英语的方言。但我也在美国住，因此我也说美式英语和用美式英语写作。其实，我不确定哪种语言算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有在语言中有舒服感。这是我写作的原因之一。”
保罗用很长时间写一个句子。他写作的速度很慢，一句话也不随意写。他也并不着急。“我认为，你在写诗这个行业常常会很短，你可以花不少时间抓住最好的表达方式；目的就是让读者以为你没花多少时间。”
谢默斯·希尼是穆尔顿的老师。“叶芝也是我的老师，我从青少年以来看他的诗歌。还有乔伊斯、贝克特、斯威夫特、奥斯卡·王尔德、马克·吐温……”
穆尔顿为自己找到的范本是同胞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有时候，乔伊斯一天只写一句话。
穆尔顿对诗歌的主题不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当成诗歌的话题，比如说，可以写一首关于这个瓶子的诗，或者这个花朵，等等。
尽管如此，他认为，诗人要写有意义的事。什么是有意义的事？穆尔顿说他在诗歌中寻找一个东西，“读一首诗歌，进入时你是一个人，离开时你是另一个人”。当然这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不是每首诗都能实现，“但一首诗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他受意象主义者影响很大，有点像庞德这些人，他们同时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和日本的诗歌很感兴趣。保罗对禅宗佛教感兴趣，他也写很多英语版本的俳句。他的诗歌都很短，“我的诗歌不超过它应有的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