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委员。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笔耕不辍，创作出版了大量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诗歌等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夜谭十记》《沧桑十年》 ，纪实文学《在地下》 ，短篇小说集《找红军》 《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其中《夜谭十记》从1942年起开始创作，历时40年，三度书稿被毁，三度重新创作，电影《让子弹飞》即据此书改编。
在第八次全国作代会现场，有一位老先生，身躯伟岸，乡音浓重，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围过来一群年轻人：马老，我们合个影吧；马老，给我们签个名吧。他就是马识途，现年97岁，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后开始大量创作，电影《让子弹飞》的火爆即得益于他的《夜谭十记》 。马识途的女儿有些心疼：“客人一拨又一拨，他太累了。合影的时候，他身体太沉，久了怕站不住。 ”然而马老总是笑着有求必应。11月25日，马老送走又一拨访客之后，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革命风云录：
战火中的青春，边做地下工作边求学
中国艺术报：您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对哪些老师印象最深刻？
马识途：西南联大中文系名师云集，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陈梦家等。而学生只有五六十人，我们年级只有一二十人，但老师却有十几个之多。我跟闻一多比较熟。我当时在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和他在政治上有一些交往，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参加了民主运动，成为最英勇的战士。
读西南联大之前我已经读过“中央大学” ，参加革命以后就放弃了。我原来做地下工作，后来组织遭受破坏，我的爱人也牺牲了。组织上让我到昆明去隐蔽、考西南联大，我就是这样走进西南联大的。在西南联大又重新从一年级读起，接受了文学的科班训练。
中国艺术报：您在西南联大时也还在继续地下工作吗？是怎样展开工作的？
马识途：还在继续地下工作。同时我还要认真地学习功课。当时党中央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三勤”的要求：勤学、勤业、勤交友。也就是说，在学校读书的，一定要勤学，一定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成为拔尖的人物，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走向进步。所以当时既要做党的工作，也要认真学习。
中国艺术报：您跟闻一多先生更熟一些，当时闻一多提倡白话诗，自己也创作了很多白话诗力作。作为学生，您怎么样理解这样的理论主张？
马识途：闻一多写了很多白话诗，
大家很熟悉，比如说《红烛》 。但是后来他搞学术研究去了，搞楚辞、搞唐诗。他在古代文献的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还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当时他已经不写白话诗了，他指导学生组织的诗社，叫“新诗社” ，很多写新诗的同学都以他为导师，发表了很多东西。后来出现的很多诗人都跟他有关。到了后期他的旧体诗写得也很好，他写诗说：“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他说他自己骑马写诗，现在返回来写旧诗了。就在这个时期，他提出了中国新诗必须要有格律的主张。
中国艺术报：就是新格律诗要有建筑美、音乐美、图画美“三美”主张。
马识途：对的，他当时发表的一些新诗都是带有格律的，和我们后来这些白话诗不一样。针对新诗怎样建立格律的问题，他和何其芳都有这样的做法，做了一些试验，把西方新诗的那些异质引到我们现代语言里面来。我们知道英诗是有分节的，他认为新诗也应该有西方诗歌的那种节制。但是我们现在诗歌散文化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格律了。
中国艺术报：那个时代出了很多大师。您觉得一个时代产生大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马识途：两个字——自由。当时北大有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这是西南联大最根本的、一切学术几乎都要贯彻的东西，这才塑造了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群像。当时各种流派的作品都可以发表，百家争鸣，不受任何限制。所以教授们都是有一家之言的学者，学生们在那样自由的环境中也都能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潜质的机会。那里的学风适合文学的发展，所以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很多科学家、政治上的领导者，而且也培养了很多文学家。
文学创作谈：
狠抓基本功，创作应担起历史责任
中国艺术报：那是难得的在一个混乱时代里能够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场所。西南联大中文系是如何培养作家、文学家的？
马识途：我不知道你们后来学得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相当严格。我在外文系也读过，后来到中文系，那时的课堂上，有很具体的、在艺术的基本功和技巧方面的培养，而且只讨论文学上怎样处理这个问题，非常注重艺术性。我的文学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是长期的科班教育出来的，经过了很严格的训练。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作品，当然要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里面去，但这还不够，还要好好观察。
在写的时候，比如说怎么开头，怎么组织悬念，怎么展开矛盾，怎么形成高潮，怎么塑造人物，怎么收尾，在课堂上老师都要把具体的文学作品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品拿来教给我们，做示范和讲解，我觉得这都是很有用的。
中国艺术报：现在很多人都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真正讲创作的课程很少，讲理论的居多。您能具体说说当时老师是怎样讲授的吗？
马识途：现在讲思想性、讲世界观方面的多一些，我们那时候艺术技巧、艺术基本功的东西讲得多一些。比如说讲“怎么开头” ，老师会把著名作家、著名作品拿来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复活》 《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其中， 《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曾经开过十几个头，都拿出来看一看：为什么他要改变开头，作比较、讲解。一部作品不可能一下子开头的，都是改过来改过去。当时的教育就是很重视基本功。我们当时每星期都要作一篇文章，老师出一个题目，但是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十个人有十个人的写法、十个人的风格。当时就是学基本功。
我们当时非常注重语言，一个典型人物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把他塑造起来了。举例说，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林黛玉进贾府时，贾宝玉等都介绍了，到王熙凤时，人还没出来，她的一句话就先到了：“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一下就已经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了。这是多深的功夫，需要多么大的本事，凭一个人的声音就能知道一个人。现在的作家在这方面往往不行了。
就以我的写作经历为例，我写的基本上都是我过去做地下党时的工作和生活积累起来的东西。但是生活不等于作品。生活必须拿来经过提炼、典型化，通过带有特殊风格的语言来进行表现。情节表现、人物表现，各人与各人都不一样，必须要有不同，要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语言的锤炼很重要。那些大家的语言，比如说搞讽刺的，搞幽默的，语言都非常精彩。我们现在跟以前比起来有些差距。
中国艺术报：您的作品大多涉及革命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当下的一些历史剧、革命史剧，包括小说创作和影视作品，这些作品中涉及的很多都是您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您是怎样看待它们的历史真实性问题的？
马识途：历史剧，尤其是革命历史剧，大事必须真实，不能虚假，“大事必真，小事不拘” ，或者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当然，艺术上的调整是可以的，但是基本的精神不能改。很多作品在这方面不注意，把大的情节都弄错了，有的作品里写地下党写得很可笑。
中国艺术报：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文学受商业化冲击很大，您是怎样看待文学的这种商业化的？
马识途：这当然是不行的，真正的文学不能受商业的利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几十年前，文学之病在于过多地将文学作为政治的传声筒，文学往往要担起创造一些政治理念的任务，过多地服务于政治，这样肯定不行。但是现在的文学之病，就在于文学成为金钱的奴仆，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出一些垃圾，一些胡说八道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有“三俗”倾向，即低俗、媚俗、恶俗。为什么？就是为了金钱。文学跟在金钱后边走，跟着商业的利益走，那是出不了好作品的，也出不了好的电影作品。
中国艺术报：您写《夜谭十记》精心打磨了四十年的时间，而当下很多创作者会在一夜之间写下一万字甚至几万字。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快餐化写作方式？
马识途：现在作家的一些浮躁心理我不大赞成。一个作家，如果浮躁，不踏实，不耐寂寞，争名夺利，脑子里整天想着的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把这两样作为自己的追求，那就成不了好作家。
中国艺术报：您怎样理解文化自觉、自信？
马识途：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应该有自信的。中华文化传承几千年，当然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就自觉来说，有些人不一定自觉。如果是为名为利的那种觉悟，就很糟糕了。自觉，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对历史负责。
中国艺术报：能谈谈您对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马识途：两句话：为天下立言乃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