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前，媒体沉浸于节日气氛，心无旁骛。中国孔子基金会却趁着这个时候，悄悄拉起了“孔子像标准设计方案”的大旗。据说孔基会的领导们拍脑袋想出“标准像”这招的缘故是目前的孔子像种种不一，“甚至还有神化和丑化孔子形象的现象存在”，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孔子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人格魅力，也不利于孔子及其思想的宣传”。词真意切，真是一片维护圣像尊严的拳拳之心。
对儒家文化本身来说，这种“标准化”举措并不鲜见。前贤大儒在儒家文化标准化方面也曾经做了不少工作。从西汉开始，独尊儒术成为学科规划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逐一设立，儒学也就重新获得了“官学”的地位。通过“博士点”的申请与建立，汉的皇帝们筛选出儒家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部分，瓦解了不利的部分，建立了最初的儒家文化学术标准。
儒学思想的标准化让中国古代的文化生活陷入了窘境。为了起到“一道德”的作用，王安石借变法之机，将自己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推广开来，并逐渐取代了各家前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成为了科举取士的“标准”，并对学术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南宋至元代，朱熹的学说取代了《三经新义》成为科举的新“课标”，并逐渐演化成八股的“标准文体”。中国儒家文化的标准化运动，至此达到第一个高峰。
儒家文化标准化运动的第二个高峰，恐怕非“孔子标准像”的征集莫数了。因为此前儒家文化的诸种标准化举措，都仅限于儒学文本。无论是勘订经文，还是控制思想阐释，都能直接作用于读书识字、有志科举的人。但对于大量底层民众却只能起到间接的教化效果。“孔子标准像”的设立显然是对这种“标准化文本”的突破。图像的传播效果远好于文字。它直观，富于现场感觉，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不能不说是当代儒家文化传承者对前辈儒家“标准化”活动的继承与发扬。
与标准化运动相对应的是，“非标准”的儒家文化被消灭掉。儒家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一度拥有“标准”的合法身份，并且也曾经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传播甚广，号称显学。而它们一旦偏离了“标准”的轨道，显露出“非标”的苗头时，被消灭也就成了它们面对惟一结果了。“纬书”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东西。这些被认为与“经”意义相似的文本，记录了古代圣王的言行，与朝代更替的秘密。在光武中兴的年代里，它曾经获得了“内学”的称号，其地位较经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纬书被宣判为“非标准”的儒学后。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这种曾经显赫一时的学问几乎被完全禁毁。
“孔子标准像”诞生以后，包括吴道子版孔子像在内的历代孔子也会遭遇秦火吗？这个问题当然是多余的。孔基会此次“标准像”征集活动，志也并不在勘订大成至圣的微言大意，或者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自然也不会做出垄断儒学权威，消灭儒学异端的事。在新闻通稿中，那句得意洋洋的“将在今年6月份的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推出”已经揭示了这一活动的意义所在。孔基会的大人们辗转反侧，所思所想的，恐怕只是厘定一张“圣像”，把“标准化”的孔子换成现金。这样一来，孔子像的“标准化”活动，倒真的算是得了“标准”的精髓了。因为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是热爱标准化的，因为只有标准化的产品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机械生产的优势，实现“量产”。通过建立“标准”，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为可控的。每一个人和物，都成为“商品生产”这个巨大机器的一分子，恪尽职守，安全可靠。这样，持续的利润也就成为可能。
作者: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