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法官一样，诗歌追求词语的公正”
雷寄思·邦维希诺是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劳工法院的大法官，派头也像。他的诗歌记录圣保罗贫民窟、乞丐甚至地下排水管道里老鼠的生活。
他有点笨拙地抱着他一岁多的女儿。他和前后两任妻子一共生了四个小孩。1989年当了法官，说是“告别了年轻时的疯狂”，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之前，他在报社和企业都干过。
尽管在巴西社会里，人们对诗人抱有偏见，常常带有贬义地把诗人当成疯子或不切实际的幻想家，邦维希诺说他还是愿意当个诗人。1962年，他才7岁就开始写诗。年轻时受到巴西具体主义和热带主义诗歌的影响，跟前辈坎波斯、卡布拉尔、内托等诗人打得火热，后来逐渐知道要走自己的道路。
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曾加入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左翼团体，反对当时的军人独裁政权。
“那时我是一个战士。”邦维希诺颇为自豪。当然不是用枪杆子作战，战斗形式是写文章、写诗歌、参加集会和游行，“非常疯狂的时期”。独裁政权使巴西社会变得令人窒息，没有民主空气。拉丁美洲被冷战弄得四分五裂，有的国家依附苏联，有的依附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的依附美国，有的依附中国。巴西独裁政权亲美，算是美国的拉丁美洲后院，苏联要在古巴设导弹基地，美国感到危机，把拉美后院控制得更加严格。
1985年，巴西军人政权倒台。接下来的改革、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事件，使巴西进入民主化时期。作为法官，邦维希诺每天都接触到一些人权事件，法制仍然不完善，但他感到社会方向是正确的。“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邦维希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随着民主转型，巴西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圣保罗也成为全球最大都市之一。邦维希诺的诗歌转向描绘都市病以及贫富不均等社会不公，用张力十足的语言，“对圣保罗进行了反乌托邦式的刻画”。
“我写每天的生活，我写工作里、回家路上、窗外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具体场景。虚幻、抽象的东西，我不写。”邦维希诺说。
每天处理民事和商业案件，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让他感到人类生存的艰难，看到人性残酷的一面。他说自己选择了世界上最艰难的两个事业，做个好诗人和好法官都带不来财富。2亿人口的巴西有1.7万名法官，人数不多，当法官可以活得有尊严，但不会发大财。“法官追求社会公正，诗歌追求词语的公正、精确，每个词都应该是完美的。从法律上说，诗人在赋予每个词应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由于巴西的复杂性，执行法律也挺难，受各种矛盾的制约，比如“走后门”。来香港的路上，邦维希诺在伦敦停留，看到那里人们上街游行抗议大财团，“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世界肯定会崩溃”。
相比法官，他更想做一个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