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转变】
地域刺激我写不同的东西
记：从军队题材，到你去美国后的一些移民题材，再到你后来写作的变化，有什么有意识地转向吗？
严：在美国一开始打工上学，每天都有新鲜事物，都有东西激发你的灵感，因为生活与国内太不一样。有时候觉得，进入一个洗手间，一大排水龙头在那儿，我就得在那儿看别人怎么打开。当时国内只有一种拧法，他们已经有很多种，我就怕自己弄半天拧不开水龙头，显得很笨拙、很傻。
当时《扶桑》出来，一个美国记者问我，刚到美国时，最多用的是哪个感官来感受，我说我用第六感官用得最多。所有的东西就靠你刹那之间意识到、悟到、学到，那个时候是灵感迸发最多的时候。因为你敏感，你是个边缘的边缘。每天的生活，你感觉应接不暇地变化，住处、买东西、银行的赤字，很多东西给我感觉是创伤性的。经过那样一个蜕变，把根从国内的热土里拔出来，简直是血淋淋的一把根，但又不能马上扎下去，那是一片冷土，还不能接受你，你也不知往哪儿扎。根须是暴露的，就像你赤裸的神经，你没有皮肉在保护这一串神经，但所有的神经都在感受。所以我写了一系列短篇、中篇小说。
2004年我们家搬出美国，我老公也回到外交部当外交官，我的英文也比较自如了，也可以用英文写东西了，后来到了非洲，天地洪荒的一个地方，就想起我这么多年想写的一篇小说，就是《第九个寡妇》。地域总是刺激我写不同的东西，比如美国那个地方刺激我写《扶桑》、《人寰》那样的东西，到了非洲就想写这样的。
我也能站在罪犯的角度看世界
记：近年来你的几部作品不乏以二十世纪大历史为背景，最近对此比较感兴趣？相比过去的作品，似乎感觉最近的作品更多样化了？
严：我一直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我现在不仅对父亲的经历感兴趣，对爷爷的经历也感兴趣，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人都感兴趣，实际上兴趣比过去拓宽了。写女性是我最自然的东西，恨不得有人说我写女性写得很好，别改了，别干有可能失败的事，可不行啊，我有冲动要写啊。别说我能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去看女人、看世界，我也能站在一个罪犯的角度去看世界，我还有一个长篇，预计会在明年出来，其中有一个制毒的人就说，意志薄弱者就会去吸毒，就会被自然淘汰。一个作家，要能站在任何人的鞋子里，去感受、去发现。
【谈创作】
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的人
记：你近几年创作了不少新作，非常勤奋、多产。
严：手快、脑子也快，因为“精力过剩”。现在我每年大约有4个月在国内，在中国就是结结实实去生活，在国外就是清清静静去写作。国内的作家身兼数职，人和人之间的来往也多。在国外恨不得一个约会都是三个月前约好的，我有大量时间沉浸在对作品的思考中。
记：做《金陵十三钗》的编剧感觉如何？
严：现在最身不由己的就是要去弄影视，我这么一说，有人可能要说你别“嗲”了。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作品有些责无旁贷，也许觉得自己去编剧，不至于跟我的原著太相悖。但占用时间很多，它不是一次就完的事，一切控制在电影制作的机制里。《金陵十三钗》没看过完全做好的，看过刚剪出来的，没声音，但那个样子也觉得挺好的。我跟祖父一样，喜欢自由，什么工作让我感觉最自由就是最好的。还有上市公司跟我说你每年创作一个电视剧，我给你多少股份。我说，不要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比自由多的人是很痛苦的。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钱比幸福多的人，我现在觉得幸福正好。（扎西梅朵 周米/摄 刘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