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学而游于艺”，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特别是唐宋以来，文人而兼善诗、书、画者不绝如缕。如王维、赵孟、倪云林、文征明、郑板桥以及近代的陈师曾、吴昌硕、吴湖帆等等，都属于“三绝”式的人物。但是在当代学术大师中，在其本领域之外，又工诗、善书、擅画者，确实为数不多，其中堪称佼佼者，当推冯其庸先生。读了他最新出版的诗书画集，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看法。
冯其庸先生是我60年前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在学生时代，他就以扎实的文史功底崭露头角，为师友所重。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一直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著作等身，卓有创见。尤其是对《红楼梦》的研究，独树一帜，蜚声学界。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一篇论文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更令师友引以为荣。但是，他在诗、书、画方面同样造诣颇深，则知者不多。80年代，我偶然见到他的诗、书、画作品，深感其出手不俗，天赋甚高，但总认为属于他专业之外的遣兴，因为中国传统学者素来把这方面的成就称之为“余事”。连他自己这次出版诗、书、画集，也在封底盖着一方表示自谦的闲章：“余事书画”。
现在有机会集中地读了他的诗、书、画作品，第一感觉是不能再把他的艺术成就视为“余事”了，而应该与他的学术成就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与他的人生阅历联系起来进行探索，找出学术与艺术、学问与阅历之间的共同规律。在这个问题上，他在81岁第七次上昆仑时写的一道题画诗，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探秘的“钥匙”。
七上昆仑亦壮哉，万山重叠雪莲开。夕阳西下胭脂色，爽气东来白玉堆。肃立千峰韩帅阵，奔腾万马奚官台。问君曾到西天否？紫岫青峦逐眼来。
这里的“关键词”是一个“壮”字。壮阔、雄奇，形成了他追求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正是这种执着的追求，使他的诗境由清隽进入豪放，书境由挺秀进入苍古，画境由雅逸进入雄奇，正如文物鉴定家杨仁恺先生所言：“已逐渐自出机杼，卓然成家矣。”对这种变化，不能以寻常的“晚年变法”来解释，也不能机械地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技巧日趋成熟来解释，而需要从学问、艺术、阅历三者的交融关系来进行探讨。
中国向来有“物艺相通”之说。所谓“物”，可以理解为实学；“艺”，可以理解为各种艺术门类。物和艺的关系，是一种水乳交融、互相依存、互为作用的关系。扎实的学问根底，可以赋予艺事以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艺事的潜质，反过来又赋予学问以丰富的艺术灵感。不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有没有这样潜移默化的“相通”“交融”，其成就是不大一样的。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明代的文征明和仇十洲，同出一个师门，由于文化底蕴的不同，前者成为“大家”，而后者只是“大匠”。冯其庸做学问的功底，或曰“学养”，无疑给了他的艺术活动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书卷韵味；而他在艺术上的修养，又反过来给他做学问带来了一种胆略和气魄。这可以从他近年来完成的几部学术巨著得到证明。而促成他“物艺相融”的“催化剂”，则是他进入晚年以后的遍游天下名山大川的阅历。
冯其庸在70以后，为寻找玄奘“西天取经”的踪迹，曾十赴新疆，七登帕米尔高原昆仑之巅，复历古楼兰、罗布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渡弱水探黑水城，更直造祁连深处，到人之所未到，见人之所未见。这样的“壮游”，不仅前无古人，即使在现代学者、艺术家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何况他还是一个心脏病患者。这样的“壮游”，已经超越了传统文人的寄情于山水，或者局限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用目的，而是表现了一个大学问家、艺术家的献身精神。壮游出壮怀，壮怀出壮思，壮思出壮笔，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向我们发出这样挑战性的问题：
“问君曾到西天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