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慈母手中线” ，就会想到自己的母亲；读到“床前明月光” ，就会思念自己的故乡。这样简单的诗句，却最容易打动我们，藏在心底的感情隔了一千年、两千年也能重新泛起，因为人性是永恒的、真挚的、本质的，这是现在的诗所缺乏的内涵。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对故土、对亲人的感情不会变。生活暗示给我们的，我们能否捕捉到？旧体诗的诗性、表达情感的方式值得新诗借鉴。外国诗有西方的语境、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照搬是虚假的。写教堂、写上帝的中国诗人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情感，就不能像演戏一样把它们作为道具。正所谓写古不泥古，写洋不傍洋。
记者：您最喜欢的意象和诗中表达的最深忧虑是什么？
雷抒雁：我使用自然意象比较多，如草和树。杨树叶在春天像小拳头一样慢慢伸出来，秋天又一片片飘落，自然而然想到人的生老病死；一棵树，冬天里把春天、夏天生长的都落尽，但冬天过后又能复苏，人却不能死而复生，诸如此类。人与自然容易沟通，我思考最多的是社会生活。一位西方诗人说，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会，我觉得还有第三只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内心，它们不是割裂的，而是融合在一起。
社会、自然给我的暗示在我内心产生反映，我会寻找一种适合表达的形象和意象。我写悼念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诗《小草在歌唱》 ，难处在于选择“小草”这个形象。我想，真实见证她死去的是草。她在东北被枪杀，倒在一片草甸上，小草托着她、抚摸她的伤口、为她献上花朵。草作为真实的植物形象和她亲近。作为意象，草代表普通的人、普通的情感。还有一层含义在于“血沃中原肥劲草” ，她的血流进土壤，滋润着小草。上世纪80年代，我的《绿色的交响乐》写文化的荒漠上看不到绿色，提倡人们“植树造林”以改变社会； 《种子啊，醒醒》写在板结的土壤上，种子很难萌发，而种子代表新的思想。对生命和谐的呼唤、对良好社会生活的呼唤是我最想在诗中表达的内容。
记者：诗是最难市场化的一种文体，怎么能让社会上更多人读到诗？
雷抒雁：任何文学作品，必须要找到通向接受者的桥梁，不是强行发行。把书送出去，人们也未必会读。宗教经典能令人信服，主要在于它的语言符合人的心理需求。 《论语》没有复杂深奥的论述，唐诗绝句短小，表达力强，它们都流传甚广。另外，诗中关注谁，谁就易于接受。
诗有“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 。“无用之用”指的是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地陶冶性情，使人获得审美享受；“有用之用” ，举例来说，有的企业邀请诗人写诗，从美的角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这也是诗在走近大众。诗不能自我孤立、自我封闭，以小众文学自居、自我限制。认为这不是诗、那不是诗，诗要写成这样、不能写成那样，这都会妨碍诗的发展传播。好比家长怕孩子孤独，就不能限制他和陌生人接触。诗也要走出暖棚，到生活中去，和大众接触。欣赏诗需要一定专业基础，但大众也有文化素养，诗人不要认为除了自己别人都不懂诗，那样诗就越来越没有生存的意义了。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中，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文化非常重视，具体到诗人、诗的创作，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
雷抒雁：诗是文化的一部分，诗人在写诗的同时，要把诗推广到群众中去，多组织一些朗诵，给诗提供和群众接触的渠道。以前我们曾去工厂、农村朗诵诗歌，带着文化到群众中去，这值得继续提倡。
现在的诗刚性不足。会写情歌的人很多，会写“战歌”和“国歌”的人不多。诗除了需要感性，还需要理性。理性美也是一种诗美。诗除了润物细无声，还要鼓舞人心，就好像我们唱国歌时，会感到热血沸腾。诗人不能太教条、太狭隘，过多以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来约束鲜活的生活和鲜活的创作，因为写诗不是为了流派和手法，而是为了生活、时代和心灵。即使不属于任何流派，能感动人的就是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