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热带的忧郁”与“热月的激情”
而俞平伯之所以不能如同两个年青的小人物那样旗帜鲜明、真理在握，反因其立场模糊和丧失“倾向性”，竞被错误地划为“胡适派”，除了他处在充满胡适徒子徒孙掌握“学统”的文化中心，心里即使有苦，但却早已“颜色自明”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倒是他独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使然。文化相对主义意识在他是长期形成的，可谓根深蒂固，他更用佛教的“像“和”万法皆空”表述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并移情于《红楼梦》研究。加之1950年代的俞平伯，像大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面临新文化秩序、旧文化秩序之间的“转轨”，无论从思想还是情绪上，更加强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意识。
在旧文化和新文化秩序两者之间徘徊的“相对主义”立场是指：一方面，从这种角度看上去，所有的文化秩序、学术规范都是“特定的”和相对的，只要是个“圈”，那就都不会让人自在了，另一方面，他当然也明白：一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秩序，或者站在特定的文化秩序之外说话发言，离开特定的那个“圈”，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听从，彼此视为行为怪诞，逻辑不通不说，弄不好还会搞成“敌我矛盾”――与其进行盲人摸象式的吵架，搞得“擦枪走火”，那还不如各自像人类学家那样，先对自己的“田野”和“自留地”进行整理、调查为妥。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形象地解释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说：这正如一个来自欧洲“文明社会”的异邦人，无论自诩为多有“文化”，总是会被土著人视为“野蛮人”(即使他会土著语言也无用)，迷失在“文化的热带丛林”中。而反过来，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土著人，同样也会被某个目不识丁的欧美粗汉笑话为“野蛮”，在大都市里，也许只有马戏团还给他留着位置。这种“异文化”造成的精神上的困扰，如同感染热带病一样，被施特劳斯形象地称为“热带的忧郁”。其实这用来解释1950年代面临着新、旧两种文化秩序的中国知识界共有的情绪，恐怕也是很恰当的。
如果借用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忧郁的热带》的方法来分析，老一代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的下降，而是意味着从一种文化秩序进入到另一种文化秩序，这就相当于一个土著，由热带丛林进入美国的钢铁大楼的丛林(或者反过来也一样)，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文化地图”的失落，丧失的既不是社会身份也不是银行存折，受到的既不是经济恐慌更不是刺刀的压迫，而是“解放”和随着解放而来的理解能力的困境，是“兴奋”和随着兴奋而产生的表述这个新世界的语言的缺失，用时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文化转轨忧郁症”，这也许就是许多老作家搁笔和失语的原因。
也恰是20世纪初面临着西洋文化冲击的王国维在评论《红楼梦》时，用最经典的语言来表述了这种“文化转轨忧郁症”：对于旧世界、旧社会和旧的文化秩序，是“能信(理解)而不能爱”，而对于新世界、新社会和新文化，则是“能爱而不能信(理解)”。而这用俞平伯评论曹雪芹的话就是：“对于旧世界有批判也有留恋，对于新世界有向往也感到虚妄”。或者说，正是由于文化秩序转换而产生的“相对主义”意识，导致了施特劳斯所说的“热带病一样的忧郁”――在施特劳斯看来，这就是摆脱文化独断沦和文化霸权意识的“清醒”和“觉醒”――不过用俞平伯(或者《红楼梦》)的语言来形容，那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因色见空”。
年青人(如蓝、李)因为对于新的文化秩序的“爱”而且“信”，获得了高度的自信，当然也产生了必然的独断，而这也许就是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所描述的“热月的激情”。这就是指：在革命的热月，革命者并非是要进行意识形态的统治，而是要通过激情澎湃的言论和鲜明的倾向性，去鼓舞起义，是在事实上推翻旧世界之前，事先在文化领域里取得合法性，是在旧世界在武力和财力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事先在正义和真理上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葛兰昔所谓“知识的战术”(war of manoeuvre)，恰恰是毛泽东所最为欣赏、也最为擅长的，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宣言”式文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正如陈布雷所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武力失败之前，率先已经被毛泽东从文化上打败了，换句话说，早在1949年垮台前，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合法性”，其实早就丧失了。而在毛泽东看来，文化的政治，特别是保持文化上的革命性或者先进性，不仅仅是在革命的热月或者革命过程中，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革命的阶级而言变得尤其重要了。这种“文化革命”的看法影响了新中国的的历程，也决定了毛泽东对“小人物”文章的欣赏。
但是，与蓝、李这些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不同，陷入了“新旧文化转轨症”，或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意识”的老一代(如俞平伯)，则在走向彷徨的同时，反而收获了清醒――这大概就是俞先生晚年常引用的：“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这里的意思显然是：经过的海水多了，往往也就不敢自信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正因为真正经历了“天翻地覆”，心情上反而不至于“慨而慷”了。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谓：“见事太多，即多疑虑，反而不易勇往直前”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