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骂作“犬儒”的文化标志城规划“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终于有话说了。
原来，校方接受济宁市政府“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项目委托时，看到的背景介绍是，“这是几十位两院院士和民主党派领导的倡议，有高层领导人肯定性的批示。也就是说，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着我们考虑或论证，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参与69人签名的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接受采访时，称已经记不清是否在倡议书上签过名。“可能是口头答应的吧?好像是当时有领导……”（2008年3月14日东方早报、新快报）
葛剑雄、何镜堂们可能被人“耍了”。300亿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委员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的提议，引起两会内外一片哗然。不仅115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反对，且遭遇了公共舆论一边倒的质疑和抨击。公众的评述业已详尽。中华文化不能被如此简单粗暴地标志；山东济宁不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带，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缺少考古学和历史文献遗迹的证明；“连孔夫子都自称是‘东西南北人’”。有媒体甚至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些都是毫无疑义、不需要讨论的命题；问题在于，要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这个目标本身不能推导出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以国家名义和国家支持去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以及落户济宁的合理性（3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既如此，何以69位两院院士联合倡议，是出于理性自觉，科学操守的考量，还是被“名利”绑架，抑或是被人“忽悠”了？何镜堂院士的回答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佐证。不妨作个推断：有说客陪着领导拿着写好的倡议书来，一边称道何院士的学问修为，戴高帽子，一边备述该项目如何有“文化”领导重视其他院士力挺，然后请何院士“担当”和“支持”。按潜原则，还可能给院士一笔“润格”。于是何院士便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至于是口头答应还是签名，时间既长，记不太清也是事实，但“领导在场”却记忆犹新，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从红网上读到了69位院士大话空话套话正确的废话充斥其间倡议书的全文，真得想知道这些地质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建筑设计学家、航天科学家以及小麦研究专家和野生动物学家们是独出机抒，心有灵犀，还是假人手笔，抑或受人“挟持”？
既然济宁方志在必得，财大气粗，征求个什么设计方案就敢出3000万元高价，而前期的所谓战略规划肯定也是花了大价钱的。校方既受委托，由葛教授领衔做“首席专家”，固不好推辞。至于为什么要建这么个工程，科学理性必要性何在？作为颇具文化良心的葛教授之所以不加追问和求索，皆因有了两院院士和民主党派领导倡议，有高层领导人肯定性的批示“两大背景”。于是就“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在没有了前提禁区的情况下，生发创新激情，提出了“文化副都”的宏伟构想。但失去了科学前提和理性存在基础的构想，最终可能要沦为空想乃至于臆想。
葛教授说，济宁市（辖曲阜、邹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并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更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内，唯一有资格称有代表性的地方是首都，因为这是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是由国家权力保证的。但在当地的媒体上则是，葛剑雄说，“济宁市是中华文明发祥地、儒家文化发源地，是中华文化的圣城。 九龙山地区自然环境、人文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均具有良好匹配价值，为标志城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见1月10日齐鲁晚报）”事已至此，“首席专家”葛剑雄不能不说被人利用了一把，不得不让人怀疑69位两院“院士倡议”，也许不过是人家打出的一个鲜艳的幌子。
葛剑雄等知识精英来在此事件上的“迷失”，于德清先生撰文指出是来自于他们自身以及社会的犬儒主义（3月6日深圳商报），诚可谓一针见血。而文化名人、知识精华的心浮气躁，随波逐流，乐意为权力和金钱所趋，以至于自甘堕落，其前景实在是可怕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