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邢文：刚才听了各位的高见，很受启发。我也谈谈我自己的想法。在国外有一个感触比较深的地方，就是学中国历史的，你进不了历史系，人家历史系不研究中国历史。学中国哲学的……
王博：进不了哲学系。
邢文：对，进不了哲学系。但是哲学系还是有例外的。
王博：至多是在夏威夷大学，夏威夷那有特殊性。
邢文：对，因为安乐哲在那儿。大部分的情况是，不管你研究中国传统的哪一门学科，你在国外进不了相应学科的那个系。那我们能进什么系呢？东亚系，或者是亚洲语言文学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研究在国外是被边缘化了的。
这种边缘化其实很正常，因为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他研究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他研究文学，就是指研究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是属于东亚系。在我们学校——达大（达慕思大学），这个系的名字就更大，叫“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众人笑）
在《光明日报》上开辟“中国路径”这么重要的一个论坛，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应该有别于纯粹西方人的立场，也应该有别于不是专门做国学或者中国学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场。这种区别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的路径。西方人把西方的东西作为他们学术的参照，这是合理的；我们把中国作为主体，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我们自己不站稳这个立场，而是过多地考虑平衡也好、中立也好，其实对我们是不利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想谈谈方法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路径”的研究，在方法上离不开比较，离不开中国古代文明和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从比较考古学、比较古典学、比较思想史、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等各个角度进行研究。这是进行“中国路径”研究的比较科学的，同时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方法。从比较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的原则立场能够理性与公正，而不会成为什么“中国中心主义”。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不是谁一家独尊，而是我们承认各自的特殊性。
第三点意思呢，我想说我们应该从实例出发，从一些有“中国路径”特色的实例出发。比如组合数学。数学有两类，一类是我们都知道的做数值计算的连续数学，另一类是组合数学，也就是离散数学。组合数学是什么？我们搞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的河图、洛书。洛书之学，在数理上就是个“三三幻方”，不同行列的数相加，都等于十五。这不是一般的数学计算，这是组合数学的先驱。这是全世界的数学家都公认的。组合数学是电脑发展的基础。这是数学领域里的“中国路径”在全球成功的例子。
主持人：谈得非常好。大家都谈到，近代以来的大学者都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切入的。这也是时代使然，只能这样。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一笔大的思想遗产，会对我们的讨论有很丰富的启发性。
艾兰：东方、西方的说法还是受到了“欧洲是正常的”这种思维的影响。但是，人类文明还有别的路径，不光是中国的、欧洲的，还有印度的、南美的、非洲的等许多路径。中国的路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断裂，这非常有意思。其实，中国路径有不少基本的问题值得研究。比如我老觉得古代宗教和每一个文明的特点都有很亲密的关系。好像人很早就决定了文化的一些归宿。比如，中国人觉得人去世以后还在那里，还需要祭品，因为早期的神就是祖先，后来的神也就是去世的人，不是古希腊那样超自然的神，和欧洲很不一样。
二十几年前我和安乐哲先生有一个讨论。他说他在哲学系，必须做比较哲学，要不然搞西方哲学的学者不接受它的研究。那个时候，西方学者很少愿意把自己当“汉学家”。现在有点改变就是，许多人愿意把自己当汉学家，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的文明。中国的大学早就受到了西方大学的影响，比如你们这里的大学和我们的大学课程很一样的，比如历史系、哲学系的课程安排等。可是中国的传统不太容易放在这样一个学科划分的体系下。其实，我一直呆在中文系有这个好处，就是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人管。可是在哲学系和社会科学系，就完全需要按西方的学科划分的方法去做。
杨华：学科的规范。
艾兰：这已经不好再离开了，因为这在中国也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杨华：我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梁枢提出的，怎么面对20世纪大师们对“中国路径”思考的一大笔遗产。各位老师讲得有道理，我们现在有超越的可能性，也有超越的必要性。一是我们在时段上可以扩充他们的讨论。我们以前受一些约束，比如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动辄被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受到批判，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摆脱这些东西了。我们可把它摆在人类学或者民族学的框架下来谈。另外我想谈艾兰老师提出的问题。邢文及几个老师都谈到，中国是有很多特点的。比如：书院制度、科举制度、礼乐制度、礼仪制度、律令制度，包括经学问题等等，都是中国的特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些“元问题”，即更根本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比如探讨各民族文化在生死问题、宇宙观念、灵魂问题、婚姻问题、性别问题这些方面的不同差异，思考就可能更深入一些。
主持人：今天晚上就这样，辛苦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