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艾兰：“中国路径”，英文也可以翻译成"the Chinese path"。其实，怎么研究“中国路径”的问题很复杂。现在在外国，搞古代中国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大家的兴趣不一样，理论方面也很不一致。我个人非常喜欢搞大的理论问题。原因不只是因为我对中国有兴趣，而且我也想知道欧洲的特点在哪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很不容易想到你自己是不正常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正常的，要了解自己，就必须研究别的文明。你只能通过引进别的文明，才能知道这个道理。我也很希望影响别的人的思想。可是我必须说，大部分的西方学者，不太喜欢谈论这一类的问题。大部分的人习惯了做很具体的研究。但为了了解人类，这一类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可以利用比较的方法。可是我老觉得，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常常是把西方的文明当成正常的、用西方的眼睛来比较。说是比较，但不一定是平等的，因为理论常常是从西方来的。
主持人：这样，一会儿艾兰老师再发言的时候如果能用汉语谈，您就用汉语谈，您要觉得用母语更顺畅，那就辛苦邢文帮着翻译一下。
王博：刚才她（艾兰）已经用英文了，"the Chinese path"。（众人大笑）
国学版做这么一个栏目，“中国路径”，我想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样就可以让国学版聚焦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把划分在不同学科下的资源给充分地整合一下，总体上来对中国路径进行思考。
我想谈三点。第一是中国路径的问题，从最初的研究者开始，如胡适和冯友兰、梁漱溟等等，都是从比较来进行的处理。比较的前提，事实上都是对某种中国特殊性的认同。当然，这种认同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中国必然得保持这种特殊性，这是两个问题。
主持人：对。
王博：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用西方哲学的问题，来处理中国的材料，胡适也有类似的特点。这样梳理也让中国融入这个世界，而不是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把中国和世界隔离开。问题是，这里面会有一个矛盾和困惑，这就是冯先生最后越来越意识到的。一方面要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寻找某种普遍的东西，共同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中国精神的主体性，它本身有这样的矛盾。
第二点，我们讨论中国路径，同样的路径，背后可能是不同的前提，或者不同的基础。一种前提是强调特殊性，第二种前提是强调主体性，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强调特殊性就会有一种危险，就是用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因为过分强调我是特殊的，于是就表明我可以不接受某种普遍的东西。这普遍的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类共同生存的经验，以及人类面对世界的过程里面能够诞生的普遍的智慧。事实上这正是不同民族可以进行沟通的桥梁。
但是主体性就不一样，主体性实际上就是要确立自我。确立自我之后的第二步是什么？是融入世界。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主体性只不过是通过确立主体的方式，让自己找到一种与世界去相处的方式。而不是把自己封闭，或者把自己孤立开来。
第三点，我相信“中国路径”这么一个栏目的设置，会引起非常丰富的讨论。而这讨论，一定是包含深远的，可能引发刚才所说的更多的思考。不同的人讨论的“中国路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保持一个足够的开放性是比较健康的。我先谈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