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真相才能自我启蒙乃至互相启蒙
傅小平：当下社会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这在大部分知识群体中已经达成共识。当然在大的共识下，实际上隐含了一些矛盾和困惑。首先，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当中有一些始终以自己的真诚和良知守护精神家园，也有小部分还没能根本上从旧思维中转换过来，更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诚实，他们表面上附和的，未必是心里真正认同的，其表达更多服从于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没有身体力行，又谈何肩负启蒙的重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而言之，启蒙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该怎样进行启蒙？
资中筠：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无法完全控制，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
傅小平：您说到了群众性的启蒙。实际上，启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面向大众的启蒙。对启蒙如何面向大众这个问题，我是感到疑惑的。您曾说过的，启蒙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怎么理解？
资中筠：我的意思是启蒙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对另一部分人说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脑子按常识思考。首先需要不断地拆穿谎言，探明真相。
傅小平：现在被视为启蒙“先锋”的，是一些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他们追随者众，备受推崇。但在我感觉里，诸如“意见”是怎样被代表的？“领袖”是如何生成的？等问题并不清晰。而且，此称谓突出了其代表某一人群观点的天然正当性，但其中是否已经预设了独立、自由的价值立场，是大有可疑的。
资中筠：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这在目前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制度和法律的问题
不该让文化来承担
傅小平：从欧美国家发展的经验看，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文化一般都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主流层面，很少感受到文化、文学的影响。
资中筠：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当前主要是制度问题，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导作用。现在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制度和法律应该承担的问题让文化来承担。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对奸商深恶痛绝，都从道德层面谴责，人心大坏，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无论文人写多少文章和小说都没有用，何况在与权势结合的情况下，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大多会被禁止发表。把孔夫子和雷锋请出来也没用。所以目前不宜夸大文人的作用。
傅小平：但知识分子未必甘于这种边缘地位，他们向往五四时期，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迸发出来的活力和激情。近读几位学界中人的文章，他们不约而同提到，我们当下讨论的一些话题，实际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一些学者讨论过，而且相比讨论更为深入。这感慨声中，有欣慰也有颇多无奈。
资中筠：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固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那些言论之得以充分发表，也有赖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所提供的言论空间。如果还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能出现这样的运动吗？我认为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是后来的革命压倒了启蒙。
我认为启蒙原来是与救亡一致的，而且启蒙就是为了救亡。从鸦片战争之后，无数仁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才开始向外寻求强国之道。由枪炮到声光化电到政治制度到立宪，然后发现“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严复语）于是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即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的建设并没有中断。后来是由于以一种思想指导革命，再次“定于一尊”罢黜百家，而且即使那定于一尊的思想也只能由一个人解释，所有的人，包括硕学大儒，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或者干脆丧失了这个能力，这才彻底压倒了启蒙，全民陷入蒙昧。民族也又一次遇到了危机。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与思想解放同时进行的。也就是重新启蒙。这个过程还没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