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1939年以贵阳考区第二名进入西南联大。1956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著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
问到一生中遗憾的事，90岁的何兆武笑呵呵地说：“读书不用功。”
小时候生长在北平，何兆武爱听音乐，喜欢看电影，更爱逛戏园子，还读各类杂书。
在报考西南联大时，他填的是土木工程系，只因中学时读过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觉得建筑“挺有意思”。
在大学学了一两个学期的微积分、普通物理、投影几何……何兆武发现自己志不在此，随即转学历史。一是因为生长在皇城根下，易“发思古之幽情”；二是自己生逢国难：小学碰上“九一八”、中学又逢中日战争，刚进大学又爆发了“二战”，如此便觉得学历史能够懂得人类命运走向。
读研时，何兆武受好友、数学家王浩影响，一起读了哲学。但第一年患上肺病的他无法学习，在病榻上读文学作品排遣，病愈后改学外国文学。
“当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特点是自由散漫。”不过，何兆武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能充分发挥潜能。”
1956年，何兆武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7年，反“右”风潮来袭，他开始偷偷搞翻译。何兆武给出的理由是：写东西怕把握不住政治脉搏，读闲书的可能又越来越少，只有做翻译不会犯错：“话都是别人说的，我只负责翻译。”
有时翻译也是政治任务。何兆武曾受命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革”中，这部译作因“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何兆武没有逃脱“反革命分子”的待遇，与史家顾颉刚、谢国桢同关在一个牛棚。多年后，何兆武才知道，命令翻译《西方哲学史》的是毛泽东。
1986年清华大学恢复文科，何兆武重回清华，当年春分配给他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本世纪初，清华打算给他重新分房，何兆武因“嫌麻烦”而婉拒。书房家具摆设仍是当年风格，一张单薄的行军床，两墙书架夹一张书桌，窗外能看到清华附小的孩子每天跑来跑去。
虽然年届九旬，何兆武还经常看电视，新闻、体育节目和京剧都看。房内书架上摆着收藏的外国音乐碟片，甚至还有具有新世纪音乐风格的神秘园乐队，“原来听过，但我接受不了20世纪以后的东西，跟不上时代了，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
2001年，何兆武八十大寿，清华邀请了多位老先生为其祝寿，学生敲门来请寿星时，发现他早已出门，去了图书馆。今年九十大寿，清华再没有为其举行过祝寿活动。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需要这样的待遇。”12月20日，何兆武在清华大学的家中笑着对早报记者说。
冯友兰“自愿”力捧江青
东方早报：你在《上学记》里提了这么多老师同学的事情，也不掩饰自己的判断，有没有招来一些抗议？
何兆武：当然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找到出版社，编辑就来找我了。我里面提到了冯友兰力捧“女皇”（指江青）的诗，我记得那首诗是冯友兰写的（宗璞说不是）。即使这首不是他写的，他也写了很多“女皇诗”，我随便换一首就行。其实冯友兰当时没必要写的，他80多岁，又在生病，江青也不至于逼他写，应该还是自己愿意写的。
不过冯友兰也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基本都对他不满，因为他紧跟国民党，他是国大代表，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当时与会的总共就十几个人。国民党1941年还颁一个学术奖，只颁过这一次，文科获奖者就是冯友兰。有一幅漫画，画一个学者踩着他的作品来升官，就是指他。听说是北大的赵宝旭画的。有一次我问赵宝旭是不是他画的，他说是。
东方早报：对吴晗的评价，也招到过一些非议。
何兆武：我是写到吴晗当时躲警报连滚带爬。当时情况比较特殊，我们那天刚出校门就拉紧急警报，也就是飞机当头了。但学校外是两条街，上千人挤着很危险，大家就向外跑，小土丘向上跑容易，向下就很难把握平衡，我就看到吴晗跑得连滚带爬，很失风度，那是我亲眼见的。我也亲眼见到跑警报的时候，梅校长从来都是走的，穿得很整齐，拿了雨伞，还疏导学生不要跑，慢慢走。
我还写吴晗做过二房东，我姐姐就租过他的房，也被他赶过搬家，说是亲戚要来把房子收回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二房东其实只要不是重利盘剥就行了，他盘不盘剥我不知道。
我想说的是，有的人很奇怪，他们自称是保护吴晗的，可是当吴晗危险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几十年后吴晗平反了，就出来说冤枉吴老师了。
东方早报：还有对《上学记》的记述不满的吗？
何兆武：今年1月，我跟杨振宁一起吃饭，我在《上学记》里提到听见杨振宁跟同学说爱因斯坦新近一篇文章“毫无创新，老糊涂了”。杨振宁跟我说，他没有这么说过。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说，你当时应该是随口一说，后来也就忘了，但是对我来说，头一次听到有学生这样的狂妄，非常震惊，所以记得格外深。
但是，我后来觉得年轻人确实需要这种气魄，才能够超越前人。
东方早报：今年12月17日，胡适诞辰120周年，现在学界常常重提胡适，但你对胡适的评价并不高。
何兆武：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主要是在思想界很有影响。他的深度并不高，但是贡献很大。学术上的成就跟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影响大，比如梁启超，当时他的文章影响非常大，郭沫若就说他们当时没有人不读梁启超的，但是现在看梁启超的文章，他可能很多来源都是抄日本的。所以，胡适也是这样，要把他对专业的贡献跟对时代的影响区分开来。
北洋军阀不注意文化控制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民国时出了很多大家，便开始怀旧，你怎么看？
何兆武：如果真那么自由，就不闹革命了。
东方早报：当时的学术环境不宽松吗？
何兆武：我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都是土匪，他们对文化控制不是很注意，平日不过问，生气的时候就抓人。后来国民党来了，国民党的体制其实模仿的是苏联体制，但很多人误会他们是英美的。他们主张党内无党，党外无派，是彻底的党化教育，但还是不彻底。后来，我回湖南老家，读中央大学附中，就觉得控制比当时在北京读师大附中厉害得多。但西南联大又不同，在昆明，又是北大、清华的学术风气。
东方早报：你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和汪曾祺是室友，你们一起都聊些什么话题？
何兆武：我们大一的时候住一个宿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旧文人，穿长衫，有几个扣子还不扣，布鞋穿得像拖鞋一样，还抽烟，一副很颓废的名士派样子。
我跟他一起就是说笑话吧。他跟我们不大在一起的。多年之后，有一次聚会见到了汪曾祺，因为当时的样板戏《沙家浜》就是他改的，我问他对京剧也有研究啊，他说，没有研究，胡乱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