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1761）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任地方官前，李文藻曾在京师近半身，闲暇时间，以抄书和入琉璃厂书肆书坊为乐。撰《琉璃厂书肆记》，备述乾隆已丑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楼，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当时，李文藻还常常通过访求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李文藻沉湎于琉璃厂书肆，自晨至暮，翻检殆遍，时或典衣卖之。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区，法国巴黎有赛因河畔，英国伦敦有弗业街，日本则有“书海”之街神田町。在我们国家，那就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了。清初，满族官员聚居内城，汉族官员大多被指定住在城外。这样，顺康年间一些著名的文人就散居在琉璃厂附近，像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吴梅村就居住在东琉璃厂，另一位龚鼎孳居住在离琉璃厂不算太远的善果寺。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史学家孙承泽居住琉璃厂南，他的住宅叫“退谷园”。《日下旧闻》的作者朱彝尊居住在海波寺街。清初著名大诗人王渔洋也居住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这恐怕是日后琉璃厂成为文化街的一个远因。清初，最早的文化中心不在琉璃厂，是在广安门外慈仁寺(报国寺)，这里有个书市。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北京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慈仁寺坍废严重。于是这个文化中心就逐渐移到离文人雅士住家较近的琉璃厂来了。加以那时琉璃厂附近还有丛林清泉、高阜低洼、风景美丽，正好是文人们徘徊踯躅的场所。那时琉璃厂已经有了鳞次栉比的房屋，比较稠密的人口，成为较大的市区街道。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兴起，海内举子云集北京。举子们候试应试期间，常到琉璃厂看书或买些文房四宝，使得这里的古书店、南纸店兴旺起来了。有的举子屡试不中，流落北京，就索性在琉璃厂卖书，变成书商。清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了。这样大规模的书籍整理工作，除了朝廷下令各地藏书家进贡书籍以外，主要是靠编纂官员到琉璃厂采购图书。于是琉璃厂的书商纷纷出外购书，供奉朝廷。琉璃厂书肆激增，这条街就变成了文化街。
根据孙殿起搜集的资料汇编的《琉璃厂小志》一书，就以大量生动的材料证明了这条典雅、古朴的街道是名符其实的文化街。在《琉璃厂小志》一书中最重要的几篇著作应是乾隆时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民国二年缪荃孙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小志》编者孙殿起写的《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写的《琉璃厂书肆四记》等。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在近二百年前，他留意观察，为一条街写了记，这样的文章在近百年来都是罕见的。时值乾隆盛世和民国建立之初，市场显得繁荣。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琉璃厂的古玩、图书等行业的繁荣实际上是恶性发展的表现。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李文藻至京师谒选，他居留京师五月，其间无日不至琉璃厂书肆购书和借钞书籍。后来离开京师赴广东恩平知县途中，撰成《琉璃厂书肆记》一文，既详记各书肆名号、店主及其售书之来源，又记述了他自己购书和目赌罕见之书的情况，如“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尤其是把七十多岁的“老韦”（书商）写得非常生动。当时，书业经过长期师承传授，摸索钻研，成就了许多专才、绝技，老韦不但卖书，而且读书，他“尝劝书昌（周永年）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书昌亦心折之。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李文藻说：“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
李文藻在文章中记载琉璃厂的面貌：“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者。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笔、卷纸、墨壶、镇纸、弓绷、叠褥备列焉。”解放以后的琉璃厂基本上也是这样。书店“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后，藻玉堂书店王雨等人还派自己的徒弟去南方收书。李文藻还记载他在琉璃厂书肆发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的书，上面盖着楝亭曹印，有的书是曹寅抄录他的好友朱彝尊曝书亭藏书的副本。这个情节既证明了曹家的败落(当时曹雪芹潦倒西山，刚死不久)，也说明了这些书籍不管来自何方，最后总得在琉璃厂书市出现。藏书家不惜千金，寻找他们喜爱的书，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盖上一方鲜红的藏书印。李文藻就记载他的老师纪晓岚不惜千金买书的情况。更让人惬意的是，琉璃厂桥西且有酒肆，文人们“挟书买醉”，然后吟咏歌唱——这是李文藻为我们描述的琉璃厂的又一道景致。
《琉璃厂书肆记》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记载了琉璃厂人物的生动形象。“书铺之中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文章还写老韦爱读书，他能帮助顾客选书，介绍顾客读哪些书，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笔墨不多，老韦这个熟悉书籍的人物如在眼前。这确是琉璃厂的特点。书商天天接触书籍，从小买书卖书，他们熟悉书的版本、源流、内容，他们继承师傅的传授，又接近学者专家，受其熏陶，日长月久，他们自己也成了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老韦就是第一个出现在文献中的琉璃厂书肆的专家。
《琉璃厂书肆记》留下了乾隆年间琉璃厂书业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很多人写到藏书，写到琉璃厂，都要提到它。一直总想找来读一读，只是缘悭一面，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本书。一次到泰州出差，顺便到书店去转了转，看到古籍部里还有一些线装书。时间仓促只是粗略翻了翻，印象里有李文藻的集子，但没有看到《琉璃厂书肆记》。回到聊城，再次翻读介绍李文藻的文章，弄清楚《琉璃厂书肆记》不光是收在孙殿起搜集的资料汇编的《琉璃厂小志》中，在李文藻的集子里的也应该能找到。意识到这一点，赶紧打电话请在泰州工作的朋友代为购买。朋友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他的藏书之精、品位之高是我向来佩服的，很多方面的阅读趣向也是受他的影响。没过几天，朋友就将一套《李文藻四种》买来送我，线装四册，上海古籍书店出版，虽然书钱只有17元，但这份情谊我却看得很重。
《李文藻四种》内收《南涧文集》、《粤西金石刻记》、《恩平程记》和《南涧先生易箦记》。《琉璃厂书肆记》收在《南涧文集》里，只有一千五百多字，却浓缩了书业兴盛的一条文化街的景象，读起来很有趣。李文藻后来到广东、广西做官，由于染上瘴气，背部生瘤，“上下体欲百其孔，脓血竞流，未及一月，仅存皮骨，饮食辗转皆以人，午烧宵迷，气断复续”，终至不治，48岁时就客死他乡。钱大昕《李南涧墓志铭》曾戏论李文藻人生之错位：“南润有三反：长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长，而胸有万卷书，一也；生长于北海，官于南海，二也；湛思著书，欲以文学显而世称其政事，三也。”又序《李南润诗集》说：“南涧之节性情与予略相似。予好聚书，而南涧钞书之多过于予；予好金文石文，而南涧访碑之勤过于予；予好友朋，而南涧气谊之笃过于予；予好著述，而南涧诗文之富过于予。”李文藻生平尽在此二段文字中矣。李文藻藏书于四库著录者有七种。殁后书多流散，以安丘赵录绩所得最多，赵氏书后归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大学图书馆。
作者：李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