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托马斯、戈特弗里德·贝恩、卡瓦菲斯、艾尔泽·拉斯克－许勒、诺瓦利斯、亨利·德·雷尼埃……
在今天，还有多少中国年轻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过去的百年中，他们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留下了灿烂的身影，他们的写作，不断拓展着我们精神的边疆。
然而，太多人对此毫无所知。
太多的悲剧，源于可怕的忽略与无知。当我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想中时，我们曾一次次与现代性擦肩而过，而醒来后巨大的差距又让我们方寸大乱。只有望向世界，才能校准自我的航向，这是历史给予的教训和启示。
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刚刚踏进大学校园时的那份震惊感，这里每个人都在读诗、写诗，他们用陌生的名词互相交流，这是在考卷之外，一个鲜活、美丽的世界，虽然有点矫揉造作，一代人却因此而懂得了世界，并建立了有关未来的想象。
然而，20多年悄然过去，如今还有谁继承着那分激情、执著与单纯呢？别人在描画，我们在奔跑，别人在想象，我们在忙碌，当生命也被工具化时，繁华与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呢？
实在是等了太多年，图书市场上缺乏像样的诗集，缺乏世界诗歌的声音。所以，“新陆诗丛”的诞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毕竟，它发出了坚定的声音：浮华终将过去，诗歌没有死亡。
为此，《北京晨报》专访了该丛书策划人、诗人楚尘。
一桩做了12年的事
北京晨报：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明摆着会赔钱，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楚尘：也没想太多，既然兴趣在文学，又从事这个行业，自然想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和开饭馆又有什么区别呢？
北京晨报：这套丛书您是从何时起开始策划？
楚尘：大概是2000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工作，策划了一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当时很有影响，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完，这套“新路诗丛”是它的继续。12年来，我个人的变动也很大，曾经是一家著名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最终还是退了出来，因为那里出不了诗集。在这个过程中，R·S·托马斯的译者、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已作古了，当年正是他的翻译，让R·S·托马斯得到了中国读者们的关注。虽然经历很多坎坷，但我想，只要还能生存，就不会放弃。
“谈诗色变”的出版业
北京晨报：出版一套诗丛为什么这么难？
楚尘：从2000年起，出版业就已经是“谈诗色变”，因为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书的印数越来越小，各种类型的书发行量都在滑坡，诗集就更困难。不盈利，也就不容易找到优秀翻译。过去做外国诗歌翻译的，都是戴望舒、冯至、卞之琳、查良镛、李金发这样量级的作家，他们自己就是诗人，可现在再找这么优秀的译者，已经不大可能了。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要坚持下来呢？
楚尘：首先，依然有读者需要，比如当年“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卡瓦菲斯的诗集，在网上已经炒到了三四百元一本。其次，大家都在抱怨当下教育的缺失，认为是造成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其实，出版业也承担着教育的责任，这是它的基础功能之一，做出版，不能只盯着码洋与利润，生存很重要，但能担当的地方，还是要付出一点努力。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但我会有我的选择。第三，坚持了12年，积累了一些资源，像黄灿然、林克等，可能是相关领域目前最好的译者。
人就是一念之差，如果当初开饭馆，可能也发财了，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但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