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195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台湾省“参议员”郭国基问责声中突发高血压，不治而亡。台湾省的报纸刊发消息，“郭大炮”与“傅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1969年10月7日，在“文革”中被迫害的陈寅恪心力衰竭，在凄风苦雨中去世。
傅斯年去世，陈寅恪作一挽诗，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心曲和悼念：“不生不死最堪伤，忧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哲人其萎，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稿件，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陈寅恪去世，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道出真正的死因：“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泰山其颓，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这是《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展现的悲歌。这部用独特的视角书写的人物传记，不仅是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心灵史诗，也是同时代学者命运巨变的素描。传记以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学术事业、人生步履为主线，在20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背景之下，像画卷一样徐徐展开，知识分子的群像凸现出来，“文革”的遭际是高潮，也是曲终人去之时，叶企孙、向达、汪篯等学者，或被摧毁，或自杀，而傅氏家族成员集体凋谢，零落成泥，被飓风吹去，不见踪迹。
著有《李庄往事》的作家岳南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并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像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正是掌握了大量的史料，经过筛选、辨识，这书有看头。当然仅有史料是不够的，史实之上还要看史识。当年唐德刚注释的《胡适口述自传》，有人说他写的注释比胡适的传记正文还好看。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唐德刚注释的分量，的确不在正文之下。我读《陈寅恪与傅斯年》，连一个注释也没有放过，岳南的正文和注释互相补充，浑然一体。但我觉得，传记作家的才情、评论不妨在注释中挥洒。岳南的注释，别有幽怀，隐含密码，欲说还休，对历史的反省与洞察，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尽在其中。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个是菩萨低眉，一个是金刚怒目；一个是柔弱如水，柔中带刚；一个是霸气十足，雷厉风行；一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一个是“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在1949年天玄地黄的历史转折点，一个留守大陆，一个去了台湾。两人的个性差距很大，除了同学加姻亲的关系，两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两人的精神共同之处是追求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有骨气和胆量，处处表现了孟子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陈寅恪和傅斯年面对世事变幻，坚守自己的信念，诚如顾炎武论汉末士风所说：“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陈寅恪为何能深切地激起今人的缅怀？能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找到答案。陈寅恪晚年创作《柳如是别传》，“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柳如是别传》一书中，寄寓着他的理想。肉体可以消灭，精神永远不倒。陈寅恪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挥到极致，成为一座精神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