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的焦虑不应在于通俗文学
记者:有人认为如今的文学已经存在一个大的变局，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已经占了文学的大半江山，纯文学已经成为“遗老”，你怎么看“纯文学”及其地位？
李敬泽:看待文学或文化时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历史的眼光。这个所谓大的变局也未必真那么大。如果你从读者的数量来看、从市场来看，那么自从四五百年前世界上开始有了文学消费市场到现在，你所说的那个所谓“纯文学”，它占据优势其实是很个别、很短暂的现象。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恨水的读者也比鲁迅的读者多，明代那么多书坊，印的书绝大部分是通俗小说而不是李白杜甫；在西方，以市场而论，我们熟悉的那些著名作家也不是主流，主流一直是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
所谓“纯文学”，其实是“新文学”。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之前，我们有的除了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之外，就是大量的类型文学：黑幕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等等，所以，谈新旧，真要一点历史眼光，新的未必那么新，旧的也未必那么旧，今日之“新贵”恰是昔日之“遗老”。问题在于，我们要想一想，鲁迅、胡适、陈独秀那些人为什么要搞一个新文学运动？那一代人所思所忧所向往的，难道真的已成昨日黄花？还是我们现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了汴梁？
我从来不反对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相反，我认为它们使我们有了一个正常的文学生态。类型文学之所以厉害，因为它满足着人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欲望和梦想。好比人要吃和睡，这是基础和前提，从时间上占了生命的“大半江山”，你不能说吃和睡是不正当不高尚的，但你也不能有一天发现了真理，宣布吃和睡将取代人的其他一切需求。
我自己爱读侦探小说，我妈爱看《鬼吹灯》，鲁迅的妈妈不爱看鲁迅，爱看张恨水。我不觉得这和所谓“纯文学”的生死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世界规划成有了张恨水就不能有鲁迅有了鲁迅就不能有张恨水，或者有了南派三叔就不能有莫言？
围绕“纯文学”的这些焦虑，就好比你天天替一个人担忧，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看看，你的邻居都开豪车啦！这可能确实是实情，但他是否一定也要以开豪车来衡量自己的生活？真正的问题是，纯文学自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坚持自己的意义，是否足够强健，是否保持着足够的创造力。
“乡村题材”作品因其容易把握而成为主流
记者:那么多年来，乡村题材的小说依然占据纯文学创作的主要份额，而且在一些主流奖项中，这一类的题材写作获奖居多，如今，连农村的人都往城市里挤了，谁还愿意回头读农村题材？有人认为这也是使得纯文学与读者之间产生隔膜的一个主要原因，怎么看？
李敬泽:这类题材中积累了太多的审美成规，作家、评论家对这些很有把握，写起来很有把握、评起来也很有把握，就是读起来大家觉得有问题。但实际上，以我的感觉，情况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占主要份额”，越来越多的作家力图把握这个时代生活和经验的混杂状态和复杂性，不再简单地按工农商学兵来划分题材，那是刻舟求剑。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文学话语体系、文学评价体系如果依然建立在过去的文学经验之上，你给他一个说不清是什么题材的东西他就没有话讲。在这方面，其实评论的问题可能比创作还要大一些。比如现在有的评论家一谈文学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小说里那么多都市白领没有农民工？农民工当然应该大写特写，农民工在现在的小说里一点也不少，很多，只是我们的评论家可能没兴趣看。而且难道都市白领就不是劳动人民了？写了他们就不高级不正确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大量的新经验出现，这对作家是挑战，对评论家也是挑战。
记者:你心目中比较看好或认同的新锐小说家有哪些？能否列出十个？
李敬泽:我可以提几个我关注的作者：小白、马伯庸、独眼、纳兰妙殊，这些可能是你不熟悉的，找来看看吧。还有，徐则臣、叶弥、鲁敏、乔叶，这些所谓“纯文学”作家我相信是很有前途的。还有冯唐、阿乙、苗炜、路内，够十个了吧？（黄咏梅 谭君）
人物小传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历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