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国学研究院》，陈丹青作品。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图来自网络）
国学研究院第一期毕业生李鸿樾毕业证，上有五位导师的具名。
目前国内尚无“国学”学位，只能发哲学或历史学学位
学术大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最让人怀念的校长之一梅贻琦的名言。
这句话放在清华仍在书写的历史中，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年轮上，清华和中国很多名校最大的区别是，她在1952年遭逢重大拐点——一场院系调整把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连根拔出，使其从此由综合大学变成了理工科大学，成为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百年清华的发展路，从来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信号最早吹来，清华走上复建文科之路。只是在一所已被公众认知的“工科院校”中，这条路跋涉艰难——一手筹办经济管理学院，并把朱镕基拉来做院长的董新保翻遍全校只勉强“搜”来七八位教师；而谋求复兴80年前辉煌大师时代的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今日仍在为无法为学生发毕业学位而苦恼。
“但从我的感受上来说，清华的文脉并没有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清华办好文科对办好全国高校的文科都有好处。”刘东说。上周，在为百年校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宣布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并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这其中，“文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任主管者称。
“校长顾秉林在餐桌上，背诵了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0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东被这句话“招”来筹办重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足足中断了80年”，师从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的刘东，把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短暂而辉煌的大师时代称为一个“谜”。
刘东和该院院长陈来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复兴之路，就从解谜开始。
复建：从整理文存开始
“姚名达为抗日捐躯，即使到了今天，这也不是一个能马上就想清楚的伦理抉择。如果当爱因斯坦写《相对论》的时候，隔壁有一位又瞎又聋的老太太遭遇火灾，他是应该马上放弃写相对论扑进去救人，还是继续完成这个推动人类进步的成果？”上周三，位于清华大学“立斋”二楼的国学研究院里，刘东听完姚名达儿子姚桃园的讲述后，向前来攻读博士后的八位博士生发问。
姚名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研究法教授，1925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拜梁启超为导师，1942年被国立中正大学聘为教授后奔赴抗日前线并慨然捐躯。70年后，他的儿子被请到这个为复建父亲求学时代情景的课堂上。
校园里很安静。80多年前，这个课堂是在一座建于1909年的小楼里。小楼叫清华学堂，1926年，它迎来了终身难忘的使用者——这一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考古学家李济开始在此任教，文学教授吴宓担任行政主任。
从1926年至1929年，清华国学院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录取不过74人，却培养出五十多位举世公认的知名学者。人们知道，对于国学而言——彼地，俨然重镇；彼时，难以复制。
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再度成立，历史学家余英时当时在贺信中用了一句话：“从劫灰中浴火重生”。
复建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只招收攻读博士后的博士生，人数“不过七八人”，每人选定一位80年前在此教学或学有所成的学者来整理、研究，“先把我们自己的文存库建立起来。进行高端研究，先保持血脉，吸收汉学文化现有的研究成果。”
现实尴尬：难发学位
复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副校长谢维和曾表示，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将秉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着重围绕中国哲学、史学、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提倡宽正、沉潜、广大、高明的学风，倡导重视材料发现与方法创新相结合，力求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
在筹办师资上，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陈来为首任院长，他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冯友兰先生生前最重要的学术助手、当代著名哲学史家；身为副院长的刘东则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从谋求复建的第一天起，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被寄予着复制辉煌的期待。然而，在刘东眼里，“那是一个让我们永远仰视的谜。”
现实不时闪现着各种掣肘——只招收博士生，这就多少折射着国学研究院的现实尴尬。“办国学研究院，我们没法颁发学位。”刘东坦言。
按照教育部对现代高校教育学科的划分，一直没有“国学”这一项。“非要套进现在的学科框架格局中，‘国学’往往被放在历史学之下。”在刘东看来，这是一个笑话。
“什么是国学？国学是指中国的传统学术。严格来说，历史学就是国学的一个研究部分，现在这样划分，把历史学放在人文学院下面，国学又放在历史学下面，等于是一个大坛里放了个小坛子，然后小坛子里又放一个更大的坛子。这不是很糟糕吗？”
据悉，这几乎是目前国内所有高校国学研究院共同面临的尴尬。“你不知该给学生发什么学位？有的发历史学，有的发哲学。”刘东无奈笑笑。
遥想80多年前，铸造辉煌的老国学研究院正是“破格”的典型——1926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组建的目标，就是要突破当时湮没传统的新体制限制，培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这其中的文化理念与具体方式，都拉远了与当时体制乃至世风的距离——正因此，才没有妨碍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的陈寅恪，被梁启超力荐而入选“四大导师”。
其时，负责筹办研究院的主任吴宓在开学演讲中表示，“本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学颇有不同”。
思考：改教中文为国文？
然而，时移世亦易。复建已两年，意欲复兴的新国学研究院仍在跋涉之中。“如果非要迁就现有的学科格局，可考虑把现有的中文系改为国学。现有高校的中文系学科研究设置，和国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刘东甚至结合了当下的社会形势来建议，“那么多国学班，就证明国学市场越来越大，能不能改教中文为国文？能不能别让教中文的老师们只懂得给学生们讲鲁迅？”
至于国学院的教授——今日的商品经济时代到底还能给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导师，放下多大的书桌？“对于大师，大多数人羡慕他们达到的学术水平，但其实他们往往也是伦理楷模，在道德水准上高于普通人。”
“现代人做学问，不管老师和学生，都往往怀着利己主义。很多理科教授30多岁就能抵达辉煌时代。但是文科教授必须积累大量的文史研究基础，没有50岁你看不到分水岭，甚至10个里面有5个都要看到视网膜脱落的。所以我们常说有天才科学家、哲学家，但是没有天才史学家。”
是否能复制80年前的神话，这个追问从没有停歇过。对此，刘东的态度也显得乐观：“即使像陈寅恪，在他所处的时代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定也和后世不同。所谓大师，总是要经受历史评价。非要拿我们现在和80年前比，那是用人和神比。不敢说我们能培养很多大师，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出大师的可能。”
“先播种吧，我们首先要赶快做铺垫的工作。播好种，说不定10年20年后，孩子就出来了。和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有优势，在研究上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论证密度，都不是过去能比的。但是，这种优势和商品经济对学术传统以及修为的冲击相比，哪个速度更快，就不好说了——我们要播种，就要赛跑，抓紧时间。”
梦回大师的黄金时代
不可复制的学术神话 引人景仰的传奇岁月
清华大学思想研究所教授何兆武说，“清华国学研究院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河山。它所培养的学生成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人文学科当时无愧的中流砥柱。”
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学堂酝酿改为清华大学。随后，曹云祥任命获得哈佛研究院哲学硕士学位的吴宓担任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并委托他聘请当时学贯中西的鸿儒压阵。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相继应邀而来，加上考古学家李济和吴宓，六名导师组成了当时震惊各界的“黄金组合”。招收的74名学生绝大多数日后成为学界栋梁。
辉煌是短暂的——随着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辞世，国学院元气大伤，加上其他因素，1929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在创立四年时被宣告停办。但其所开创的国学研究新方向，被誉为国学研究史上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