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7日凌晨，82岁的老人周海婴走了。世事沧桑，1931年，鲁迅先生写下诗句“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时，“小於菟”海婴不过两岁。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这个童年失怙的孩子，无论是长于乱离，还是遭逢盛世，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无他，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政治的符号，父亲鲁迅的光华无法躲避。
也因此，周海婴的逝去，再一次让人们想到了鲁迅，也再一次让人们审视我们正在生活着的文化环境。在社会上“去鲁迅化”波澜时时泛起的大纷扰之中，眼下媒体热热闹闹的伤逝和钩沉，真是一件让人伤感的事情。正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热闹过后，注定又将是无边的冷清。是啊，鲁迅离开人们已经70几个春秋了，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这样的追问，过于沉重，也过于较真，故而很难理得清楚。不过，拂去后人有意无意叠加上去的尘埃，仅仅从文化的意义上考量，恐怕很难乐观起来。当年鲁迅先生用力甚勤的“国民性”批判等等，似乎并没有多大改观。从奴性走向人性，道路还很漫长。鲁迅先生1919年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依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
特别是，这些年来，国人在汲取传统精神资源上虽无能力，“去鲁迅化”倒是十分起劲。从早些时候鲁迅研究的“涂抹”直接到近来的“抛掉”，变脸之快、转圜之疾，不免令人讶异。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在“重新发现鲁迅”，却也暴露了时下文化能力的肤浅和粗暴。不能以“温情和敬意”对待过往的历史和人物，当然也就很难真正改掉“劣根性”。
当然了，世事美丑，鲁迅凉热，周海婴的感受应该更为真切。大抵说来，周海婴一生的努力，一方面，是追慕、还原一个“父亲鲁迅”，而非一个“鲁迅父亲”；另一方面，则是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来。不过，“独子”身份，注定使他不可能离开“鲁迅”这个浓重的语境。钱理群说，周海婴“在鲁迅的光环之下生活了一生”，想来是确切的。
还原“鲁迅”很难，盖因多年的符号堆积，鲁迅被赋予太多的价值和意义，其真实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被遮敝、扭曲了。不过，周海婴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摹画出一个平和、细心的“父亲鲁迅”，读者可从《鲁迅与我七十年》这部书中，触摸到大量碎屑却温馨的生活细节。这些毛茸茸的细节不宏大，却真实可感，颇合“幸福度日，合理做人”之意旨。
不过，“活出自己”却更是艰难。海婴生前，是我们观照鲁迅先生的鲜活标本。我们用放大镜、显微镜仔细审视先生的这点骨血，不放过任何一点“贤与不肖”的地方……浑不觉后人也有后人的独立人格。海婴后来说：“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场’，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这样的参照互见或许是无意识的期许，是一种自然的情绪流露，不过，其对周海婴造成的困扰显然是长久的。1948年底周海婴在沈阳等待进京的日子里，“母亲再三叮嘱我，切勿忘乎所以，言谈举止一切都得小心谨慎，拿后来的话说就是要‘夹紧尾巴做人’”。类似叮嘱，所在多多，比如，“始终忠实于你爸爸的伟大旗帜来学习”（朱学范赠言）等等。
可以说，这位北大物理系毕业生，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他律和自律中谨慎地生活着。学术方面，基本不发表意见，践行了鲁迅“莫做空头文学家”的遗嘱，无线电是饭碗、是事业，摄影则是毕生的爱好——其镜头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影像，陈丹青评价说，那是见证历史瞬间的“孤本”。
然而，周海婴的“自立”、“立人”努力，并非只有谨慎一面，很多媒体都称道周海婴的内敛、不事张扬，并以为时下“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的镜鉴。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版税风波、父亲的手稿去向、长子周令飞的婚事……在这些事件中，周海婴不与流俗妥协、坚韧抗争的精神，大有乃父之风。这也是其个体价值的体现。
与鲁迅的文章济世相比，周海婴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身体力行”上。不过，这些年来，写作《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一样体现了周海婴作为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
这些年来，从商业价值上的无序滥用盗用，到中小学教育有意淡化鲁迅教育，再到儒家文化被格外强调、封建专制思想死灰复燃，鲁迅总在漩涡之中，那个力图改造传统国民性的鲁迅，不断被削弱、被误解。这些，都是周海婴先生晚年的担心。眼下，问题还在，海婴先生却可以放下了。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问题还将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相生。
周海婴走了，是不是带走了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海婴与鲁迅父子之间“那份隐含的生命传承”？不好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困扰人的问题并没有随着老一辈人物的逝去而自动消失。生命的传承本来就是一条不停歇的浩荡河流，唯有真正将鲁迅的精神传承给更多的后人，而不仅仅是血脉传人，这样，这个世界才有可能一点一点变得好起来。（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