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苗润田认为，“充分汲取儒家文化中作为民族精神的合理内容，对于重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将是有益的。”
一度，“经世致用”、“家、国、天下”始终漫布在由儒学统摄的一套人间秩序之中，在这背后，其实是儒家对个人社会担当的严格关照。
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开启市场经济之路，儒学生存的土壤又有了一次跨越性的改变。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西方启蒙思想中的利己主义挤占了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精神世界的存在空间。甚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底线都变得岌岌可危。丛生的社会问题下，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
为中国带来物质利益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精神上的富足。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反面。此时，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就愈见其重要性。理性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挖掘、重建中华文化能够回应现代化部分，应是这个时代的基础工程。
儒学究竟能否为当代社会输送道德养分？几代学人孜孜以求的儒学现代性转型将走向何方？这种转型如何能够在教化公民社会责任意识中起到作用？
为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苗润田。苗润田常年致力于儒家哲学的研究，著有《中国儒学史·明清卷》、《儒学与实学》、《解构与传承》等，是当代儒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占据社会主流的思想体系，那么在当代中国，还是这样吗？
苗润田：儒学在当代中国并不是社会主流的思想。有一种意见说，儒学在当代随着它赖以存在的传统社会的解体而成了无所依附的“游魂”。我不赞同这种看法，但不能否认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学的当代境遇。近年来，儒学有“复兴”之势，但能否再次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还有赖于社会的选择。
日报：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对于儒学的关注更显热切，你认为有哪些原因？
苗润田：我想，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社会需要；第二，儒学能够给社会需要以一定的理论满足。
日报：你认为传统的儒学以及之后的新儒学能够支撑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吗？
苗润田：重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普遍的文化诉求。充分汲取儒家文化中作为民族精神的合理内容，对于重建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精神状态等文化精神世界将是有益的。
日报：儒学作为传统社会土壤中产生的伦理体系，与公民社会的思想有冲突吗？又在哪些方面有契合？
苗润田：首先说明一下，儒家伦理是儒学的重要内容，但不能把儒学归结为伦理的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儒学与公民社会的思想既有冲突的地方，也有契合之处。儒学虽然产生于臣民社会（传统社会），但它所论及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臣民社会，有些问题是臣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所共有的。由此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儒学中那些与臣民社会相紧密联系的思想与公民社会的思想有冲突，比如像“三纲”思想就与公民社会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抵触；而儒家那些关于非臣民社会所特有问题的理论，则与公民社会的思想相契合。公民社会崇尚合理的个人主义，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义利思想并不矛盾；公民社会崇尚人本理念，这与儒家所倡导的民本思想也有一定契合度；公民社会所推崇的宽容、妥协、诚信、友爱与仁爱思想、诚信原则更有高度的一致性。
日报：你如何看待公民社会责任？
苗润田：我们通常把社会责任意识理解为社会成员对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义务和使命的自觉意识。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义务和使命。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主体（政府、社团、企业等）会有不同的社会责任，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强弱之分，但在关爱和呵护社会这一点上是不可推卸的。
日报：形成一套履行社会责任的伦理规范，能够依靠儒学吗?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依靠？
苗润田：构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社会责任伦理规范当然不能只依靠儒学，儒学本身也承担不起这样的重负，但它是“依靠”之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日报：西方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现在同样面临许多这样的问题，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儒学中的哪些内容是能够教化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的？
苗润田：儒学的天人和谐（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相和谐）思想、仁者爱人的立人达人思想、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意识等，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社会责任意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财经日报 孙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