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朱熹是宋代大儒，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重整礼学，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思辨方法尤其值得今人借鉴。今年是朱子诞辰八百八十周年。对朱子思想现代性的继承和发展，给当下再造礼乐文明，传统文化贞下起元、重焕生机创造了新的契机。
行动的儒学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宣告，中华民族完成了人格上的站立；中国人民实现了国格上的站立；全体中国人实现了精神上的站立。但是，国家长期的经济落后依然像大山一样压得中国人抬不起头来。改革开放，终于使我们摆脱了贫穷和落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再一次的伟大站立。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复兴，还要依赖于文化的复兴，而经济的复兴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复兴。在国家经济连续取得30年大踏步增长的今天，我们终于有可能来谈论复兴文化，来谈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文化受益于经济。但是，文化又绝不是一个被动的因素，它在三个层面上支撑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层面是:科学的层面、制度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所以，经济和文化是互为因果的，文化的复兴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的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路程。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从民间开始，从草根滋生的。从最早的儿童读经热，到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从百家讲坛的热播，到蒙学读物的畅销；从唐装汉服的流行到中医的被顶礼膜拜；从祭祀文化的复辟，到家谱、族谱编修之风的兴盛，无不说明了传统文化在民间的复兴已经有声有色而且方兴未艾。
以我的观察，经历十几年的艰难跋涉，现在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从文本到实践的阶段，一个从理论到践行的阶段。所以，我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行动的儒学”。《礼记》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篇章——《儒行篇》，讲述了儒学的理想人格，而它的重点是说，追求理想的人格不在于讲论，而在于笃行。
多年以来我们把儒学仅仅看成是文献，只看成是研究对象，从来没有想过其实儒学是应该践行的。我是学古典文献出身的，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朱子学的研究，但是这个道理——也就是儒家的思想学说是应该要去笃行的这个道理——是最近几年才悟出来的。我们在研究朱子的时候，往往把朱子看做一个形而上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他的文本进行纯理论的、纯学术的研究，但其实朱子不但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实践家。他的很多思想和理论，包括他制定的礼仪制度，是供社会供民众实行的，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
朱子的“礼”
朱子是中古时期中国复兴儒学与行动儒学的最伟大和最成功的思想家，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是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结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儒家的礼仪就是把天理和人世间进行对接和过渡的最好方式。
朱子如此重视“礼”，自有他的深意。他把礼看做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同时，他还强调了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於道”。朱子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这使他构建的理学体系成为一个严整和周密的系统，同时也使理学的理论起到了反哺社会、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1.在朱子看来，“礼”是对世俗社会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手段。“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对此解释说:“盖自天高而地下，万物散殊，礼之制已存乎其中矣……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则礼之体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为恭敬辞逊，著而为威仪度数，则又皆人事之当然而不容已也。圣人因人情而制礼，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习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礼为强世之具矣。”2.朱子全面考察了从北宋到南宋“礼”学理论、文献及社会实践的实际情况:
其一，古礼佚失及毁弃情况比较严重，有宋一代，完整保留下来的古礼经书已经很少。“臣闻之，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辑，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朱子全书》卷十四《乞修三礼劄子》)
其二，北宋时期制定的几部重要礼书如《政和五礼新仪》、《淳熙编类祭祀仪式》、《中兴礼书》等也因兵火而散失。
其三，由于时代的变迁，古礼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很难施行。
3.针对这种情况，朱子从两方面着手，对古礼进行改造与重建:一方面，加强学术研究，对现存古礼进行文献学的整理与研究，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仪礼经传通解》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另一方面，在现存古礼的基础上编修新的礼书并颁布施行，而《家礼》就是其经典的代表之作。
4.朱子也着手编修新礼书，对此他也有十分缜密的思考。归纳起来他的编修方针有如下要点:
其一，“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就是说，新编之礼必须遵循古礼之不可变更的大原则:“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八)这个大原则就是“谨名分，崇敬爱”。
其二，但又不能因循古制，尤其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某尝说使有圣王复兴为今日礼，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纲是，若其小处，亦难尽用”，“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会，些小不济事，如今若考究礼经，须是一一自着考究教定。”(《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其三，略浮文，务本实:“古礼繁缛，后人於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其四，与时俱进:“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