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思想界、评论界对中国的文学界发出一道讨伐檄文：“学者丁东、赵诚、崔卫平、傅国涌等指责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见5月12日《南方周刊》）。且不说中国的“思想家”们是否通过严格的数理统计，得出如此价值判断结论的科学性，单以他们“思想家”的职责——批判现实的“道德义愤”强加于文学家，使文学承载过多负重就值得我辈怀疑。我倒觉得这些学者、专家们讨论有如下“不足”，下面一一细述。
第一：“道德义愤”替代“科学论证”
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现状，青年学者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试问傅先生本人，是否真正通过实地调研、采样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流派典型作品后作的判断，还是凭主观、宽泛化、道听途说作此论断。
看完整篇的讨论报道，丝毫未见一位学者拿出自己的调查研究数据，有的只是“大量文学作品，已堕入了用尽心机出风头的陷阱”、“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只是空泛式的文学现象罗列和价值论断。试问这些“思想界”的学者们：“大量”、“众多”、“很少有”真正数量到底是多少，难道“大量”、“众多”、“很少有”是出自学者之口的严谨科学论证吗？他们真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了若干分类、阅读、研究而得出的上述结论么？
使我想起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提醒中国社科类知识分子：“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我想他说的“知识分子“成为“思维的精英”应该包含2个层次：其一是知识分子不能以“道德义愤”作为衡量其价值成果的唯一标准，其二知识分子做价值论断时，必须通过充足的、实证的科学数据来检验自己的价值判断。否则，这样的价值判断无非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与道德义愤的倾洒。
我想五四学者们的治学态度与风范，就值得傅先生他们好好的检讨，真正理解作为学人做价值论断时科学性的重要。例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就以实地考察、严密的表格、相关的数据归纳，科学的结论赢得国际社会学界的好评，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的那些结论那个不是在调查研究、数据归纳的基础上得出，岂是个人笼统的、宽泛的词语，就定性“中国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论断呢？
第二：“低俗作品”源于“思想贫乏”
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思想性时的基本评价是“缺乏思想”。袁伟时教授认为中国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一个是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一个是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
就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缺乏思想”而言，这里的“缺乏思想”应当明细化、精确化分析，而不是用“生存境域”、“人生意义”、“终极价值”等抽象名词代替，难道《活者》一书不是展现中国几代人的生存境域吗，那里洋溢着中国普通人对苦难的认识，对于苦难，他们不企求西方基督的祈福，不寄托印度佛学来世的因果报应，默默的忍受苦难、与命运抗争，这不正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风貌的展现么？那里没有抽象的道德高调与宏大的叙事风格，仅仅通过一个家庭几代人的苦难，透视了中国普通民众面对命运的抗争态度。
同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小说，也是以夸张、讽喻的手法，展现非常时代下中国人的生活非常态。从那嬉皮士的口味中，不难体会到一颗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幽默与风趣。那样的写作手法，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中随处可见，使阅者开怀后，却发现小说中的荒诞情景时常浮现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至于袁教授所说文学界缺少的东西，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制约因素，按袁教授的标准，我想成为小说家倒应该是学者、通儒、哲人王。若举例子我想胡适和鲁迅先生的经历较能说明事实。胡适先生深通西方民主理念、现代法学知识也不少、中外历史知识更有精要的建议，但事实却是鲁迅先生以文学家驰名文坛，胡适先生以学者的理性而受赞誉。
因此学者们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缺乏思想”性论断，本身就有欲设前提之嫌，对于“思想性”的界定也是相当模糊与狭隘，文学作品体现的思想性，应该基于创作者本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内心体验，它追求的是个性的张扬，在个性的基础上关照所处时代风貌，而不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追求所谓的求同思想。
第三：“文学环境”不必“置换时空”
相比上世纪五四、80年代作家，中国当代作家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转换现象，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先生说：“作家必须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必须获得洞察世界的深邃眼光，否则，怎能改变文学界这种垂死的局面？”。
我觉得谢先生是用五四、80年代作家的社会角色，要求当代作家的提法值得商榷。一则是谢先生误将五四、80年代时期的思想启蒙的重任传统赋予作家，其实上世纪五四、80的作家使命也是特定时期而产生，而用这个标准要求当今作家创作的本身就不是很科学。二则是谢先生所提鲁迅先生等人文学创作主张，也是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支，本身就是对五四文学创作的狭义理解，又怎能兼顾他流。五四文学创作主张浩荡如江，有主流、支流、潜流、分流之分，鲁迅先生提倡文学主张也是一家之言，何独推及到极端，而漠视其他文学流派的主张呢。三则是思想的传播，不单以文学为唯一载体，如新闻传媒、音乐绘画、杂文时评等等。尤其是新闻传媒、杂文时评，恰恰是思想启蒙传播最有力的工具，谢先生不责备学者时评八股的倾向、新闻媒体的沉默无语，反倒让小说承担如此思想启蒙传播重任，未免本末倒置了。
面对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新格局，中国的思想界、文学评论界对于新生代的文学创作的极端漠视与敌意（主要是指80代而言），本身就是学者们自我心胸狭窄、治学视野不宏阔、思想不包容的体现。因此面对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是简单回归五四、80年代的狭义文学创作主张就能找到出路，倒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的心态”鼓励新生代进行新的文学创作方法的探索，无疑是为中国当代文学未来的繁荣培养积蓄力量。
所以，谢先生等人的主张我觉得对于思想界、新闻舆论界而言，似乎比文学界更具借鉴意义。
第四：“文以载道”应为“多元共存”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是一个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此次讨论学者也有类似的主张，但他们眼里传承的“道”则是：“这个大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或者是：“从作品体察到历史的使命感，社会进步的责任感，这才是高贵的文学品质”。
其实学者们谈的“道”与文学界提倡的“道”有很大出入，学者们的“道”是将文学作为思想的承载物而言，因此这种承载物“道”的理解，相对狭窄的界定势必引起如下功效：它的积极意义突出了文学的社会功效和教化作用，却忽视了文学创作者的个体创造力。
其实进行文学创作时，很少通过欲设“主题”思想而进行文学创作。这样不仅束缚创作者的个性发挥，也使文学作品呈现单一的模式化，也使得原本丰富多彩多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其实一部文学作品所蕴藏的思想，远非作者本人全能扑捉，小说家只负责以人物、环境、故事情节等表现个体对社会、自然、历史的内心体验。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我想对文学创作“道”的理解也该是“多元并存、共同繁荣”。“时代的大冲突、悲欢交集”固然是宏大叙事的风格，但“爱智慧、尚趣味”则是人类的天性，对于前一种文学作品，我们的国度不乏有感动人心的作品，而对于趣味、智慧、展现人性的多面的作品却少的可怜，因此对“文以载道”多元的理解、包容和鼓励，无疑是丰富中国当代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第五：“学者职责”转嫁“文学创作”
谈及中国主流文学界关注现实时，学者丁东说：“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其实丁先生要求主流文学界的条件恰是中国学界的真实写照。
环顾当今中国学界的学者、专家，传统知识分子精神风骨的失落和强大商业型行为的渗透，客观更需要独立、自主的道德学术情操。相反却鲜有几人能够坚持基本的知识分子底线，他们多为专家、学者，或寄予既得利益集团、或以民意代表自称、或假西方“民主、自由”为幌子、或貌为“复兴传统、振兴文化”之名，行使着他们的话语霸权。在他们那里，缺少了胡适先生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为公众争取话语权那份正义，他们提倡宽容，宽容只对既得利益集团损失，而漠视大众之利的集体失语。或是激愤谩骂，但没有鲁迅先生那份对人性深沉的爱意，敢有抚哭吊客那份大爱，仅是对更弱势者的阿Q的自慰精神，或借“复兴国学、”行个人私利的商业幌子罢了。
记得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现在我们许多公共评论知识分子却是“我喊始有我”。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尚清谈、务求虚，更是将他们带进了一个喧嚣的“疯人院”。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严密的数学推理下关系民生的：“房价”不够高的白皮书、或为睁着眼睛书大话的“穷人上不起学因学费太低”的高论，或为普及“国学”而推出的短信美好名词，真如同一个大观圆，净、丑、旦、花全上来了，俨然一个个一臂高呼的英雄，多面手的演员在那给人描绘未来的黄金蓝图的表演，那管它人间冷暖，何需顾民生急用？
所以学者、专家们指责文学界时，他们最好用一面镜子关照自己，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互动，那样无论是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
反观思想界炮轰文学界这一现象，虽然他们指出当今中国当代文学的若干问题所在，但作为学界思想家们的那份“道德义愤”情绪宣泄、学术论断的不足与粗疏、无限赋予文学太多功能的做法值得好好反思，而这恰恰是此次交锋会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作者： 宋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