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世界的典范，在上海，我看到１５０年前崛起的上海外滩，曾经由于崇洋媚外而声名狼藉，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里程碑和古典范式。这些具有十九世纪西方风格的建筑，如今再次价值连城，与黄浦江两岸崛起的玻璃幕墙新建筑群一道，已经成为旅游者的另一个顶礼膜拜之地，说它是现代主义的大教堂一点都不过分。
多年前，我读到英国作家伍尔芙的一篇文章，她说，在20世纪初的某日，世界变了。我当时觉得她很夸张，历史的变化难道有如此具体的时间表？但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或者说在澳奥运会开幕的前后，我深深感觉到，是的，世界变了，我曾经知道的那个世界，已经是“另一个世界”，苏州不仅仅是建筑物，它是一种生活，一个生活世界。外滩也不是“新瓶装旧酒”，这是一个新世界。我意识到，现代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起它的主体性，叫嚣了100年的“拿来主义”已经不是纸上的口号，而是一个物质和生活现实。
在近两个世纪对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拿来、整合、革命、批判、再解释、不断地反省之后，我以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重建“无”的基础。最近十年，那个中国现代的小传统——东西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已经逐渐被抛弃，中国当代经验已经成为一种更有超越性的东西。其当代性已经使传统的二元对立不再那么尖锐，与上世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着根本的不同。一种新经验已经成为中国的当代经验，这种新经验不再是一堆抽象的主义、观念。而是一个世界，一个我们已经被抛入其中的物质、社会、文化空间，一个新的器。西方不再是一个彼岸，它已经成为中国世界“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曾经被视为二元对立的西学东渐已经在器的层面成为世界、当下，西方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为此岸，成为中国生活的巨大现实，而不再是遥远的、彼岸的“西方主义”。文革将中国传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彼岸化”了，但中国传统依然在身体这个层面发生作用。我体会到的新经验是，过去一直被强调的西方影响或中国特色已经在中国现代化创造的全新现实世界中全面模糊，当代中国其实一个更为完整的在此岸与彼岸之上的一个超越性经验体。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谢林就说过 “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他摆脱不了被遗弃的感觉。” 《艺术哲学》
今天中国的新经验其实不过是使我们在200年后，随着西方，体验到这种被遗弃的孤独感。
公元前311年前后，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下了悲歌《哀郢》，这位伟大的诗人写道，“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屈原丧失的只是故乡本土，而我们丧失的是中国世界，是道法自然的古老思想及其载体。而同时，我们丧失了边界，走进了世界。
怀旧已经太迟了，怀旧没有出路，旧已经成为虚无。别无选择，我们已经被抛人新世界。
我们需要适应一个更大的故乡，人类共同的世界故乡。
新经验在空间上已经存在，但是时间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时代的观念是维新，维新是空间在平面上的横向无限运动，它总是转瞬即逝。只有时间才可以将经验植根于永恒之中。空间是有，时间是无，孤立的空间是空虚的。人无法只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有中，人们的有需要升华、命名，说明。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如果原天地之大美的传统中国对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在新的经验世界中，这一点已经茫然。今天的虚无是时间的虚无。
需要解释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仅是为空间的无限开发辩护，而是要使人在新经验中安下心来。什么是令人安心的东西，安，就是要使人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某种使你热爱世界的东西，某种来自永恒的庇护。大地是永恒的，生命将生生不息。过去，这种东西存在于故乡中，故乡是一个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场。而今天，大地不再是永恒的了，诸神被科学宣布为迷信，人类改天换地的革命已经使我们丧失了那种依托于永恒的先验的安全感。我们已经丧失了故乡，我们在高速公路的尽头和水泥小区中成为没有故乡的陌生人。这是一个新的经验，我们已经迁移到一个新的居中，别无选择，怀旧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新居，这种新经验中重建故乡，重建时间。
汉语曾经处于一个自足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场中，现在这个封闭的场被开放了，如果我们要在新的场域——世界中，寻找心灵世界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心灵还是一个世界心灵？我注意到今天人们比以往更频繁地谈论普遍价值。心灵是没有祖国的，只有语言才有祖国。如果没有语言，心就永远处于黑暗，为黑暗遮蔽。心就是无，心是时间性的，有是空间性的。各民族语言追求的是同一个东西，伟大的写作只是各式各样的民族语言与心的距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曹丕）
我庆幸在世界诸语言中，汉语也许是少数距离无最近的语言之一。世界需要各式各样的民族语言来接近无，在这一点上，全球化的“世界语”是一条绝路。
我们失去了原始的地方故乡，但我们走进了人类最后的全球故乡。全球化使人类殊途同归，人类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语言是无在场的不言自明，场是具体的，因此各民族的表述不同。
有无相生，通过诗和神灵显形的无缺席的世界是虚无的世界，没有无守护的有只是子虚乌有，有将彻底丧失。
一个多世纪对有的追求已经总结成一个真理，发展就是硬道理。无已经被遮蔽、被遗忘。
过去十年是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在中国全面胜利的十年，我们发现，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已经变成以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兑现为货币为标准，这种拜物教摧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我看到青春是“有用”的，于是“少年中国”的价值观席卷一切。我最近去市中心为80岁的老母亲买一件衣服，偌大的百货公司竟然没有为母亲设计的时装。人们衡量精神生活的唯一标准是市场价格。一切都要走向市场，已经成为全民共识。这也是那些先锋派艺术家的共识，在美术学院，学生们心目中的大师来自拍卖行的行情。
主流文化今天是如何富起来的文化，它与“常德”的文化精神毫不相干。诗比过去三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少数诗人孤独地坚持着精神活动的“无用性”。在今天的中国写作中，坚持着“常德”和高品质写作的是一批诗人。新诗在时代的急流中没有垮掉，诗对无用的守护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负隅顽抗，附庸风雅。当代诗坚持的是无用，而不是虚无。当代诗成功地抵抗了乌托邦浪漫主义和风花雪月的诱惑，抵抗了“政治正确”的“有用”。这些写作一直被我们时代的主流审美经验证明是有用的，这是当代诗被攻击、冷落的内在原因。
焦虑在诗人内部也很激烈，许多诗人放弃了为永恒写作，而转向为事件、新闻、立即生效而写作。当下，只是诗灵感的一个载体、在场，当下并非诗的终极之地。将当下视为存在，诗成为行为化的语言表演。最近十年各种诗新旗号的建立无不暗藏着对“有用”的渴望。诗人对诗的“无用”发生了怀疑。去年地震时期的写诗热潮，再次证实了诗人们对“有用”的渴望，这是最近十年当代诗最危险的倾向。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中时段是时代、短时段是事件。长时段是永恒。置身其中，中时段和短时段似乎强大而坚固，其实它们只是过眼云烟而已，三十年前我感受不到这一点，但今天我可以感受了，我相信，我们可以为时间、为永恒而写作了。
我们需要为新经验重建时间。时间就是永恒，就是那些终极性的、到此为止的东西，只有古老的诗可以继续在这个无限进步的时代中继续永恒。诗已经成为永恒的一种隐喻。任何最先锋前卫的诗其创造的基本技艺，无不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诗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意义的记忆，而是写作技艺的记忆，是对赋比兴的记忆。对于赋比兴来说，各种主义意识形态只是过眼云烟，诗守护的是无，赋比兴就是守护无的技艺。
在中国文化里，赋比兴就是那种可以使我们在黑暗可中重建故乡、时间、重建无的技艺。我把它理解为建筑房子的技艺一样。故乡是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经验中生长起来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我看来，地就是世界，就是有。庄子所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世界是文明的世界而不是荒野，死是在世界中的死，而不是在荒野上。世界是人的界也是祖先的界，地是人的地，也是祖先的地。祖先就是历史、文明、经验。
天就是命运，不可知但是你必须顺天承命的。将你抛入世界的别无选择的东西，给予你自由与限制的那种东西。君子三畏，第一畏是天命。
道就是无，就是时间。诗意、神灵、上帝都是时间的同义词。这是先验的无。呈现为诗、艺术的语言将它们向世界敞开。语言本身就是敞开，文明，以文照亮世界。文不是通向某种形而上的工具、桥梁。文就是敞开这个动词本身。文（诗）将无向世界敞开。敞开的过程、道路就是有。赋比兴就是无向世界的敞开。敞开是守护，不动。
自然，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有无同一的状态，永恒。道的在场。
有无相生，在世界中。道就是有无相生。相生就是易。自然是有无相生的场。
我们曾经在古代的荒野中创造了文明的时间。今天，面对新的经验，我们必须再造时间。
今天，发明并发一个主义、口号、流派易如反掌，小聪明足矣。但对无的守护则是诗的永恒事业。
无，是对时代、事件的根本超越。这里我要说到什么是当代诗写作真正的现代性，新诗的现代性就是对无的重建，就是对时间的重建。现代性决不是任何新潮的主义、观念，口号、知识等等。写作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使徒式的、天降大任的、持续的道成肉身的写作。这种写作在观念、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极方向上呈现为无。这种写作有的只是写作这个持续的动作，作者赖以为生“养活我自己”的活计。观念、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生的此起彼伏的片段，作者生命的生长过程，它们不是写作的方向或者结局。
道成肉身，就是文章为天地立心。
文起源于古代部落中的巫师将卜卦的结果记录下来。起源于文身。身本是黑暗的，文而明之；人本是黑暗的，语言明之，明什么？心。在中国文化中，文这个活动本身就是精神性的，灵魂附体的，充满萨满气息的。汉语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诗性就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