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出消息，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的湖北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一万多字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有些则纯属新文献，连太史令司马迁也没有见过。
与会专家以“人文学术前沿——新出土的战国楚竹简”为讨论中心，涉及古文字学、文献学、哲学、历史学、考古文博学与楚文化等众多研究领域。
让更多的人知道简帛学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应该让读者知道简帛学这个学科。简帛学、又叫简牍学，这个学科已经很成熟了。日本人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木简学，简不只是中国有，其他国家像古日耳曼也有。考古学在文献方面的贡献不言而喻，任何科学新发现都有改变人们认识的作用。简帛的发掘应该是考古学的一个重大发现，而考古发现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文化、一个民族的认识。改变人类认识的有两种活动，一种是发明，一种是发现。今天的会议主要集中在对战国竹简的研究，这批上海博物馆藏的竹简，是盗墓的人从湖北荆门盗出去的。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发现战国竹简、钱币、玺印、陶文。有些历史的东西，分不清真伪。古书有前后文，有背景知识、有语境，如果没有这批出土文献的发现，有些问题我们永远也发现不了，我们的智慧达不到。李学勤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像上面一个羽毛的羽字，下面一个能量的能，你永远也想不到它是个“一”字。有些字可以有若干的猜法，其中包含有很多哲学的道理，透过竹简文字可以看到先秦哲学思想的丰富性。
这次会议不只是一个研究古文字的、历史的、哲学的、语言的会议，也是一次研究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的会议，李学勤认为，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影响到全世界。过去的材料都是根据唐朝人、汉朝人的说法。现在的材料是原本，孔子的弟子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接近孔子。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简帛佚籍的发现，简帛学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荆楚简帛以其丰厚的内涵吸引众多知名学者投入其中。自20世纪初以来，荆楚出土的简牍多达18万余枚，占全国出土简牍的半数以上，是简牍出土最多的两大区域之一，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沂研究员认为，先秦儒学有三座高山，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荀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过去不知道，这批逐渐发现的新材料，要改写中国的先秦学术思想史。整理出的竹简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谱系，因为上博简主要是儒家的东西。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认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让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有影响，他个人认为中国在文化方面的影响还不够，应该多召开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对于增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有好处的。
我们比司马迁更有福气
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认为，出土简帛有多方面的价值，它们不仅提供了大量佚亡了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且提供了一些目前尚有传本的古书的最早本子，这些古书也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时代和源流等方面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新的成果很多，这次发表的文章都是新的成果，近100篇。现在的整个研究还处于初级解读阶段，还需要历史沉淀。
武汉大学教授吴根友表示：“我们比太史公更有福气，太史公写《仲尼弟子列传》时，很多材料他没有看到，但今天我们都看到了。”这些材料比较生动、详细记录了孔子怎样和他的弟子们，以及他的弟子与政治家们讨论的情况，从目前整理的竹简文献看，口语化程度更高、不是雕琢过的。后来战国的儒书，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加工，越流传久的，加工的成分越多。所谓“经”，是经过很多文人雕饰的文本。从现在整理出来的竹简来看，孔子有大量的关于诗教、礼教、乐教的文章，这些文献与传世的诗经的传序、礼学的传序结合起来研究，对孔子与先秦儒家思想的研究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新出土的材料对于进一步理解孔子以后七十子儒家谱系能提供很大的帮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虽然写了孔子的弟子，但像子贡、子路、子张、季康子与孔子的对话，有大量的删节，《论语》中只有简单的记录，各个弟子都记录与孔子的对话，一般是把最简约的东西留下来。语言上作了加工。后世的传闻很生动很丰富，竹简上的对话更接近口语，语言显得很美、很简洁。因此，郭齐勇认为，今天的学人们应该超越“疑古”和“信古”，充分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和传世文献，心平气和地“释古”。其中，最早的《周易》与老子文本、孔子与七十子及当时政要的对话、诸子百家的资料，大大丰富了先秦、秦汉思想史，也表明了楚文化的开放性及其对齐鲁中原文化的吸取。
有望推动新一轮汉学热
外国人为什么重视汉学？郭齐勇认为，这有一个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做学问有一个传统，这就是王国维主张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地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地下发掘的新的资料结合起来。当时敦煌卷子和一些清代大内档案的开放，还有西北的简牍三大新材料出来后，当时的史学研究有了新的气象。海外的汉学家非常喜欢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很重视新材料，新材料与新的研究新方法结合起来，会有一些新的学术发现。从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抢夺我们的敦煌卷子开始，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有一百多年的传统，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一大批兵书为主的汉简，紧接着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关于汉初诸子百家的帛书，这个事件震动了世界，很多近代的学者像余英时先生，都是因为要看汉简，才来到了中国大陆掀起热潮，上世纪到80年代以后有些沉寂下来，没有发现新的发掘。90年代以后在湖北出土的竹简，再加上其他地方新的出土文献又形成了新的汉学热。
目前，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中国的思想史界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都是新的汉学热的重要原因。其实，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在孔子和孟子之间的很多文献还是空白，新出土的文献整理出来后会补充很多细节。这也将吸引更多的汉学家关注中国先秦的思想。
作者：崔雪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