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年“存废”危机
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改革开放之后，相较于西医，中医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70年前，荣新奇的舅爷吴汉仙也曾卖力地为中医正名。那时，中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制度层面的存废危机。
1934年，湖南省卫生试验处制定了《湖南省卫生十年计划》，其中规定：“首先撤除省城各校中医，学生不得服用国药，一律改为西医西药，……”计划一出，中医界哗然。时任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副校长的吴汉仙作为请愿代表之一，发动了请愿、罢工和游行示威等多项抗议活动。最终该计划中有关消灭中医的重要内容被删除。
在此之后，国民党政府仍然对发展中医持消极不作为态度。1935年，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冯玉祥等人提议的《政府对于中西医应平等待遇案》。但此后，关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应准中医设立学校”等内容却一直不予公布。吴汉仙再次站了出来，赴京请愿。
湖南是著名的中医故乡，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医术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之一，“医圣”张仲景也曾在这里悬壶济世。民国时期，湖南中医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全国性的废除中医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就发表《废医论》，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迨民国初年，中医又面临来自政府的挑战。北洋政府在改新学制时，完全不把中医列入课程。南京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活动更加激烈。在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之后，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这位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西医毕业生，以日本明治维新时取缔汉方医为榜样，认为“旧医(中医)一日不除……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他在“废止中医案”中提出了6项逐步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虽然因中医界人士的抗议，“废止中医案”被搁置，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
现年90岁的中医谢子衡是“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汪逢春的弟子。他说，当时中医界很多人批判余云岫，但他还是挺佩服这个人，喜欢读他的医书。“他有他的偏见，但也有合理的部分。他是不很了解中医的情况。”谢子衡说，西医的确有它的先进之处，当时汪逢春等中医并不排斥西医，在很多时候也与西医合作。
不过，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香港中西医结合创会委员及学术小组组长区结成说，由于余云岫急于立新，企图把中医连根拔起，触发了中医对存亡危机的抗争。更由于废止中医的威胁延绵弥漫整整20年，令有意义的中国医学现代化问题不能合理地讨论。
中医重新受到重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有关中医的争论仍未中断。这与毛泽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在5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也曾出台很多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和规定，但最终导致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中西医结合”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
文革的到来再次给中医的发展带来打击，虽然那个时候赤脚医生遍及乡村，他们普遍采用一些中医中药方法给群众治病，但中医的发展事实上出现了退步。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医药(中医中药)的发展和现代医药(西医西药)的发展一道被写入宪法。中医依然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但相较于西医，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中医尴尬现状
“为了求生存，很多中医院尽量避免开价格低的中药，而采取西医疗法，这样好赚钱。”“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
邬家新就读于湖南中医药大学，5年的医学教育行将结束，正在一家中医院实习的他内心仍存有困惑。在这所中医药大学内，西医的课程占了将近一半，他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两边都要学，但两边都学不好。”如果这5年来集中学习中医，可能会学得精一些。但矛盾之处在于，哪怕是在中医院工作，西医的基本理论还是必须要懂的，难道要在毕业后慢慢学么？
“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了。”曾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在一封向中央领导递交的信中，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
西医的强势地位已经无可争辩。无论从院校、医院、从业者和经济效益哪个角度看，西医的数目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提供的数字是：目前我国西医从业人数有约550万人，而中医只有40万人左右(比50年代少20%)；西医院有1.68万个，而中医院只有0.26万个。
几乎每一家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为患者医病，而西医院并不反过来与中医合作。很多中医院甚至采用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治疗手段。各地政府也在财政等诸多方面向西医倾斜。以湖南为例，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之享在《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中称：湖南省2005年财政收入738.56亿元，而中医事业专项经费仍为500万元，已经10年没有增加。绝大多数市州没有设立中医事业专项补助经费，中医机构基本建设项目经费也难以落实，而其他卫生项目经费又没有将中医药纳入统筹考虑和安排。
而中医院的效益又普遍不理想，由此导致基础设施和诊疗设备的滞后。按唐之享副主任提供的数字，在湖南省95所县级中医院的业务用房中，危房面积就占了1/3。“为了求生存，很多中医院尽量避免开价格低的中药，而采取西医疗法，这样好赚钱。”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业务副院长柏正平举例说，有些骨干骨折的病人，其实只要用中医的夹板固定等诊疗手段就可医好，但这只需要患者掏60元钱。如果做手术，却需要1600元。为了效益，很多中医也选择给患者动手术。
柏正平认为，现在中医院校学生(包括博士生)很难得到太多扎实的临床实践，从业后又在诸多考量下多采用西医疗法，对中医疗法更加生疏。广东省肇庆市中医院主治医生曾锦涛对此也感同身受。在他看来，中医易学难精，加上学校教育需要在中西两种理论体系中转换，耗费了更多的精力；而西医由于有标准化的优势，所以相对容易精通。“中医毕业生的水平绝对比西医低，这是现实”曾锦涛说，但中医学精了，又有它自身的优势在。
然而，精通中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孔伯华嫡孙孔令谦在北京成立了“孔伯华养生医馆”，延请一些退休的老中医出诊：90岁的谢子衡、87岁的王明五、80岁的陈大启……令孔令谦感慨的是，那些师从名医、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而早在2002年，吕炳奎就下过这样一个结论：“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