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在那些宗教意味很浓的国家，像阿富汗、伊朗、以色列、印度等发生的一些基于宗教的重大争端，不是非常能理解，因为在那些地方宗教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具有强大的渗透性。有人也许听说过“政教分离”这个词，它特别标志着在一些国家，如土耳其、伊拉克、埃及，尤其是在国家现代化的世俗化运动中，政治力量与宗教分离的趋向，从而使得现代国家能够成为保障不同信仰人群存在与发展的新公共空间。
当在信仰意义上提到中国时，很多人会立即浮现“无神论”这个词，零点调查的最新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有77%的城乡民众报告说自己“什么也不信”，这个数字如果与零点在1995年进行的同类调查结果比较，事实上变化不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社会并不需要特别的世俗化的努力，就已经够世俗了。
当我们说到“世俗”这个词时，也许我们会与“庸俗”等这类词等义。在欧洲历史上，“世俗化”基本上可以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词相提并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显示我们的自由思维与心理，不受某种信仰体系系统刻板的限制。在中国，强大的世俗化力量表现出怎样的价值呢？
首先，世俗化表现为对新生与创新事物的高度宽容性，从而对任何革新与冲击旧模式的意见与做法，采取宽容态度，对传统事物的保守性很弱，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改革进展与这种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有着很强的关系；同时，人们转而对职业与家庭采取了更高的认同，更为积极地把家庭幸福与职业成就置于社会视野的核心，并把自己的核心资源投放到这里。这一核心置换，也缔造了中国社会人文中富有特色的勤业精神与重家主义；世俗化心理对各类信仰也比较容易采取趣味性的接受态度，而不容易会采取极端的排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世俗社区中的个人自由空间更大。
与此同时，在经济生活逐渐优化的同时，人们在精神世界方面的探寻开始显著增加，在更加宽松的信仰政策环境下，零点的居民信仰意识调查显示，民众对类似缘分、命运之类的因素更加信疑参半，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模拟的宗教关联心理与行为增加（尤其是算命、星相、拜香、避邪行为），同时对系统宗教的接触与信仰也有所增加（比如18%的人明确地确认自己信仰佛教，而确认自己信仰上帝的达到3%）；调查也同时显示，这类信仰对敬业与重家并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主要的影响表现在对其他信仰的态度转趋谨慎，而且会加强信仰体系的家庭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世俗化的基础上的信仰的发展，也许对世俗化中间发展出来的过于开放、过于创新、过于忽略传统与缺乏系统理念的模式，是一种重要的制约与平衡。实际上，这也是和谐的发展。（文/袁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