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本降价图书，看到一段学术公案：
蔡元培积多年之功力，于民国初年（作者文末自识为“民国四年十一月”），写出了四万余言的《石头记索隐》。
胡适看到之后，不以为然。于民国十年写成的《红楼梦考证》中，一开篇就是：“《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批评措辞相当犀利，矛头所向，包括蔡元培在内。
胡适把他所说的“附会的‘红学’”分为三派，其中第二派是“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代表作就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另外两派分别是：说《红楼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说《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胡适称蔡元培引书很多、用力很勤的《石头记索隐》，“是白白地浪费”心力，因为他“觉得他的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他用一个旧灯谜，即以杜甫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个字（日）作比喻，说蔡元培把《红楼梦》当成了一道“笨谜”。说他的附会是“很滑稽”的。相关讨论的结束语是：“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故我说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也还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鲁迅在1920年开始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讲义（1923、1924、1925、1931年先后印刷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赞蔡元培的《索隐》“旁征博引，用力甚勤”之后，对胡适《红楼梦》乃作者曹雪芹生平自叙的观点表示赞同，也不客气地指出：蔡元培的学说“遂不立”（不能成立）。
读着这些争论文字，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向往之情。今天的学术界，偶尔也会发生论争。但是，像这样直截了当地否定对方意见的论争，双方一定是有“过节”“怨仇”的。朋友之间，一般是不会发生论争的；即使论争，也总是委婉了又委婉，非婉约到风情万种、令对方舒服至飘飘欲仙程度，决不罢休。
众所周知，胡适、鲁迅跟蔡元培之间，不但是朋友关系，蔡元培对于他们还有知遇、擢拔之恩。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到北京大学兼课，其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学做教授，可以说，都是拜蔡元培所赐。胡适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国，也是蔡元培将其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从此走上他一生辉煌的学术道路。请读者朋友留意一下他们写作论争 文字的时间和地点：胡适、鲁迅写作否定蔡元培观点的论著，时间都是他们在蔡元培手下做事期间，地点都是蔡元培管辖下的北京大学。依我国几千年传统人情世故的标准，胡适、鲁迅这样不留情面公然撰文否定蔡元培的学术成果，简直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依今天的官场职场游戏规则，胡适、鲁迅这样直言不讳公然撰文否定蔡元培的学术成果，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那么，是不是胡适、鲁迅否定蔡元培学说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有矛盾，甚至闹翻了呢？非也。鲁迅一生跟很多人闹翻过，但是，未见他对蔡元培有过任何腹诽。胡适对蔡元培也是一直敬爱有加，《红楼梦考证·跋》的最后，引用了亚里斯多德的一段话，“……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之后，说：“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
那么，蔡元培在遭到胡适的彻底否定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作于民国十一年的《石头记索隐·自序》中，蔡元培有如下的回应文字：“余之为此索隐也……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之《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委屈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表示不能接受胡适的批评，写了两千余字、作了四点争辩之外，蔡元培并没有其他任何“表示”或“行动”——最近爆出一则新闻：因为一位教学楼管理者要按照规定关闭教室，北京大学某副校长对他发出了“我可以明天就让你走人”的警告——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
我以为，胡适、鲁迅的爱真理胜过爱朋友、爱师长，蔡元培的不动用手中职权压制学术论争的对方，他们的勇气精神，他们的肚量胸襟，都是今天的中国人所严重缺乏的！（丁启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