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国之爱
记者：你曾经说过，与他的中文著作不同，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诸多维护。这是为什么？
周质平：这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是与生俱来的。
“胡适日记”中曾有关于“国界与是非”的一段论述，他希望自己能超越国界来论断是非。这种超越国界的是非，在论断外交事务和军事冲突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评论祖国文化时，这个超然而且客观的态度，就很不容易维持了。
我发现，胡适的中文著作中所认为的中国人最应该改革甚至抛弃的东西，在他的英文著作中都在设法尽量维护。这是他的一种“宗国之爱”—— 我自己对这一点也有很深切的感受，在洋人面前，我也会很自然地替中国辩护。这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到。
记者：有哪些具体的例子？
周质平：在中文著作中，他常常强调中西文化之异，说西方文化有民主和科学，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同样一个议题，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却说，这些看似外来的观念，在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并非完全“无迹可求”，而固有的中国文化也并不排斥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比如《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另外，他还把“科学”的概念从物理、化学转化为一种思想方式，比如他认为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用实际的证据证明一个字的读音，也是科学的方法。
所以说，胡适总是有意地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自晚清以来即为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西方价值观念找寻中国的根。
另外一个例子是他对中国妇女的看法。
在中文的材料中，他为中国妇女呼号，说中国人最对不起的就是中国的女人。1928年，他在《祝贺女青年会》的讲稿中指出：“‘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她们去做苦工！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而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对中国妇女的遭遇却少有这样沉痛的呼号。在他两篇专论中国妇女的英文论文—— 1924年发表的《中国女权的宣言书》（A Chines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和 1931年的讲演《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Woman’s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 中，胡适则认为中国妇女的问题历来受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中国女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悲惨不堪，历史上有许多出色的女子，她们的历史地位，即使男人也是望尘莫及的。
任何一个人写任何东西都很难不带有自传的色彩，这也反映他的一种个人经历。仔细想想决定胡适一辈子命运的正是两个女人—— 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