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和美国、中国内地以及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于美国学生和港台学生来说，胡适无疑已是个过去的人物。但与中国内地学生谈胡适，他们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感。”2012年上海书展上，在一场题为“今天，我们读胡适”的讲座中，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这样表述“胡适研究”在海内外的现状。
2012年，距离胡适逝世已整整50个春秋。近年来，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巨擘的研究，在中国内地正重新成为显学。
上海书展期间，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的周质平，围绕“胡适的思想遗产”、“胡适的文化主张”、“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等话题，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
周质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毕业于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台中东海大学硕士学位后赴美。1982年获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蜚声全美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普北班”的创办人。
作为海内外知名的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的研究广泛涉及胡适的思想、学术乃至婚恋等各方面，著有《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等专著，并曾主编了《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等英文资料集。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周质平对胡适作出了这样的总体评价。周质平认为，坚持民主的道路、对异己的容忍态度以及认清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关系，都是胡适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周质平的眼中，胡适“始终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心”。
对于胡适是蒋介石“御用文人”的说法，周质平从新近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找到了反证：胡适逝世后，蒋介石表面上送了一副挽联，却在当天日记中写，自己“反攻大陆”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被搬掉了。
“这样的胡适怎么可能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周质平说。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记者：你曾经说过，“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在你看来，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和把握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周质平：首先是坚持民主的道路。五四运动提出了两个最响亮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可是当时一直有人说中国并不需要“德先生”，在这一点上，胡适的观点和当时蒋廷黻、丁文江这些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胡适始终坚信民主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二战早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大独裁者，使德国、意大利在短时间内声势浩大。很多人怀疑中国是否也应该走这种道路？胡适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在他看来，民主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他甚至将民主称为“幼稚园的政治”，是最容易施行的。胡适认为不能用诸如中国人口太多、教育程度低、交通不发达等种种借口来说中国人还不配施行民主。胡适说，民主当下就得开始，也许开始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但人们会在错误中调整和学习，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始终不施行民主。
还有就是对异己的容忍。借用伏尔泰的话就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胡适说过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他晚年说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听的。
记者：“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你对他的这种观点怎么看？
周质平：对于中国人来说，“容”和“忍”两个字要分开来看。中国人“忍”有余而“容”不足。中国人“忍”的功夫很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是一种“忍”。“忍”是一个弱者对于强者的态度——我没有能力抵抗你，只能忍耐。“容”则是包容，是强者对弱者的态度。“忍”是一种隐忍，是勉强的，包容则代表了宽大的心胸。所以中国人更需要的是“容”。
胡适的意思是说，笔杆子的力量不见得比枪杆子来得小。所以枪杆子固然需要容忍，笔杆子也需要容忍。这当然是很高的境界。“当道和人民之间谁应该容忍？”这也是胡适那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发表之后，周策纵与殷海光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允许不同的意见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中。我们不求一致，而要追求多样并存，要允许思想的多样化。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始终在忍，忍得够了。我们希望有权力的一方能够“容”。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在于更进一步地体现一种信心和包容。
记者：除此以外，胡适还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
周质平：就是要分辨国家、政府和政党这三个概念。他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国家是千秋，政党只是朝夕。政府和政党有更换，国家则是千秋万世的。“国”是在党和政府之上的，我们应该爱这个“国”。所以他在抗战时期去做驻美大使时，一再强调他是在为中国服务，是为了中国的抗战，而不是为国民党，更不是为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