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对孔子“背信违约”于蒲人之事，大可不必虑其有损孔子的令名，因为将盟约藉胁迫的手段强加于人，这本来就是不义的；因此，即使孔子对它“背信”了，也算不上是“弃义”的行为。倒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句话，笔者觉得不无可虑可议之处。真正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看上去诚然是浅的，他们一般都缺乏城府，拙于算计，不谙权谋，他们可能被人欺之以方，往往会吃亏招损，这样的人确实不是搞政治的料，或许也成不了所谓的“大人者”。有的注家将“言必信，行必果”解为不分是非黑白，这是意义的添加，其实，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又何尝没有是非，只是他们自有其衡度是非的标准罢了。当轻诺寡信（老子有言：“轻诺必寡信”）、诡诈权谋盛行充斥于世时，“言必信，行必果”便益显其稀缺且难容于世。这是一种直道，奉行它的人尽管政治上不成熟，谋虑上欠周全，但毕竟在品行上算得上是君子。孔子虽然把这种人勉强算作最次等的“士”，却还是难抑鄙夷地将他们归入浅薄“小人”之列。
孔子在对子贡说这话时，没有明指“硁硁然小人哉”是谁，笔者揣想很可能就是指子路这样的人。据《论语》记述，孔子对子路有一字之评：“喭”——鲁莽。又记“子路无宿诺”——子路对承诺从不拖延；“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听到什么，若还没有能做到，就唯恐再听到什么。可见，子路是个重诺守信、行必有果的人，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而孔子恰恰对此不满意，甚至预言子路“不得其死然”——不得好死。平心而论，以孔子的世事洞明，不赞赏“言必信，行必果”，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世界如此复杂，岂能简单处之？尤其在人心叵测、世象险恶的现实中，言行鲁直而欠谋虑，更可能咎由自取。循循善诱的夫子，对子路这样的弟子，本可以教导他们头脑要复杂一点，多留点心眼，说话做事不要总是“必”呀“必”的，做君子可没叫你们去做傻气的君子！然而，夫子似乎没有作这样的开导，而是对“言必信，行必果”的奉行者，一古脑儿地贬之为“硁硁然小人”。这，是不是责之忒苛了呢？
孟子则是从“大人者”的角度，正面申明应该怎样——“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如果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刚性的话，那么，孟子说的这条“大人”法则就是弹性的，“大人者”可以按他们的“义”，伸缩自如，灵活应用。话不妨说得很动听，承诺也可以极诱人，却不一定要信守并且切实兑现，至于合适的理由，还怕找不到吗？我们虽然可以相信，孟子说的这一法则，并不是想让“大人者”乘隙耍猾，可也不得不担心它会被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巧为利用，成为种种背信无良行径和虚伪之徒的护身符。事实上，背信无良的“大人者”，自古以来，也确实是层出不穷，多得数不胜数。这里且举近代的一例：被称为“康圣人”的康有为，在二十世纪之初著《大同书》，在书中他主张一夫一妻制，说：“其亚洲旧俗，一男得兼数女，而女子被制于男，故虽极苦而勉强守之，然于人道自由、人权天赋之义，已逆背而不乐矣。”话说得何等之好，简直称得上是“圣之时者”了。但康圣人说得如此美妙，却不是用来信守躬行的，后来他在西湖边筑庐，又娶了个孙女辈的姑娘，做他的六姨太。什么“人道自由、人权天赋之义”，这些漂亮话不过是书上说说罢了，“逆背”的事仍无妨坦然照做不误。——当然，这只是“小焉者”的事例。观诸那些有权有谋、人莫予毒的“大人者”，出尔反尔，无良无行；背信毁约，食言而肥；阴谋阳谋，为云为雨，愚弄百姓，荼毒苍生……康圣人言行不一的区区纳妾小事，简直就不足挂齿了。（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