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学大热，对论语的解读更是热中之热，不仅有于丹、李零等方家为之推波助澜，更有北大保安出书，引发全民解读论语的文化新时尚。一向关注社会现实、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的著名法学家朱苏力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检察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会想到他有如此长远的影响力吗？
谁也不能自称有儒家的真传
曾经当过10年保安的谭景伟在北大演讲了自己的“论语心得”后将这些解读和感悟结集成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推出。近年来“论语热”兴起，已悄然衍生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法学家如何看待“论语热”这个问题？
个人现象很难考察其原因。若是从整个社会来考量，我大致认为，反映了中国社会经过二十世纪的动荡和变革之后，开始逐渐稳定，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看待老祖宗，当然，这里面也许还有个人为人处世的某些精神需求；先前的革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没有在这方面提供足够的需求。这恐怕是个大背景。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把《论语》勾兑成“心灵鸡汤”大受追捧，随后却遭“十博士”联名抵制；北大学者李零在其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则认为《论语》是一部孔门师生一起聊天的书，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您如何看待目前对孔子和论语的非常规解读？
我觉得各种解读都不能算错。谁也不能自称有儒家的真传。所有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解读者的理解，用尼采的话来说，都是解读者先放进去，然后又再拿出来的东西。我认为，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问题不在于哪种解读更真，而在于哪种解读对自己有启发，对自己理解世界人生有帮助。真假的问题更多是历史家的问题，普通人是不太关注这个问题的。许多时候，真并不一定有效，假的反倒可能有助于他们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不就常常有善意的谎言吗？许多事情不要太较真的。不要把生活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就算错了，从思想文化发展来看，将错就错，也不一定是坏事。
您认为对儒家文化什么样的解读是您比较满意的解读？
出于我的学术训练和视角，更习惯从制度的视角考察儒家文化。我最近刚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认为费孝通的研究与早期儒家发现并要回答的社会根本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思路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包括回答问题的方案，务实和超越。当然也有很多和很大的差别，仅就共同关心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而言，早期儒学试图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基本问题，而费孝通先生，则以现代的经验表达解说和正当化了当年早期儒学的解释和回应方案，而且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回应方案。
费孝通在日常生活中，不留髯，不穿长袍或唐装（可那是唐装吗？），言词和文字都很平和、朴素，不像与他同时代的“新儒家”或今天读经倡导者那样慷慨、凛然，那样古拙、深奥。他没有把孔子、孟子、朱熹或陆王挂在嘴边，尽管从不以儒家学人自诩、倡导儒家的思想，从未争夺儒家的衣钵，费孝通先生却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特别是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正当性和合理性作出了超过任何其他现当代学者的最强有力的解说；由于他有效的现代社会科学表达，我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拓展了儒学学术思考的空间；他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学人，并且这种影响在继续增大；他的社会实践关怀和思路，也与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一致。据此，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儒家思想的伟大承继者和光大者，对儒家思想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了诸如“新儒家”等儒家思想的坚守者和阐释者。
是什么促使您，一位法学家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您对儒家文化研究的目标和意义何在？
对费先生的判断就与我的学术视角有关，制度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儒家的意义在于制度。当年儒家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问题。这就是法学和政治学的问题，不仅是统治者的，更是普通人的；因为生活在小型社区的普通人，没什么流动，国家也不能提供什么制度，必须有制度规范他们相互间的关系，熟人之间的关系，亲属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后中国的社会变迁使得儒家的制度意义不大看到了，因为社会日益陌生化了，日益工商化了，儒家的那些制度设计对于城里人的意义越来越小，甚至看不到其作用了。而现代知识分子全都住在城里，自然也就，或者批判儒家，或者集中关注儒家的思想、文化或哲学等学科意义，于是儒家更是变成了文化和思想了。从这个角度看，对儒家的这种批评和赞美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促成了儒家的“文化化”，由此才会有儒家的“文化热”。这当然也很好，但是这会不会导致对儒家制度意义进一步的遗忘？
但是考察儒家的制度意义也不是要复古，不可能了。制度总是同社会各种条件相联系的，而上面讲了，社会的变化太大了。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考察儒家曾经的制度功用仍然是必要的，是必须的。否则，至少缺了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