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货殖何罪？》
文章摘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 作者：葛剑雄
核心提示：在一些历史论著中，往往将“富商大贾”与豪强地主并列，或者称之为“工商奴隶主”，似乎比地主更反动；认为他们的富裕给社会带来了灾难，至少是农民贫穷的原因之一；而统治者对商人们的限制、迫害和掠夺，却被称颂为维护农民利益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必要措施……
《史记·货殖列传》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出于专业的需要，已经不知翻过几遍了。最近为了编写大学本科教材《中国通史》中秦汉部分，看了一些参考书，觉得对商人和商业的评价一般都有欠公允。在一些历史论著中，往往将“富商大贾”与豪强地主并列，或者称之为“工商奴隶主”，似乎比地主更反动；认为他们的富裕给社会带来了灾难，至少是农民贫穷的原因之一；而统治者对商人们的限制、迫害和掠夺，却被称颂为维护农民利益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必要措施。于是又仔细读了《货殖列传》，才深感太史公的卓越见识，不仅远在当时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
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颇似文革中的“黑五类”，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以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里，“本”和“末”是完全对立的，“崇本”只能以“抑末”为前提，“末”兴必定是以“本”衰为代价，似乎是无法两全的。例如西汉初的贾谊就提出：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汉书·食货志》)
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与“游食之民”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助长“淫侈之俗”，是“大残”、“大贼”，只有将他们都赶回田里去才是办法。晁错的看法与贾谊相同，但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两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同上)
他把当时不能出现商汤、夏禹那样的太平盛世，归咎于“游食之民未归农”，而“游食之民”显然主要是指商人。晁错要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还在于他认为一旦百姓离乡，就会像“鸟兽”一样难以禁止，对统治者构成威胁。
贾谊、晁错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却是错误的，把农村的兼并和农民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商人，而将商业的发达当成粮食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更不符合实际；企图用全民皆农的办法达到增加粮食储备、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目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他们的这些看法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古训。在生产力极其落后，每个人所生产的物资充其量只能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人人必须直接从事耕织，既不可能、也没有剩余物资可供流通或交换，当然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职业商人的存在。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尽管西汉初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商人和商业的存在完全有其必要，人们还习惯认为，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不劳而获。
实际上，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不仅仅是商人，皇室、贵族、官吏、儒生、军人、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奴婢也都是靠农民供养的。但皇室和贵族是天生的统治者，官吏和儒生是“食于人”的劳心者，当然没有当劳力者的必要；军人和奴婢虽然不干农活，却是统治者和劳心者必不可少的；所以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列为末业。但手工业毕竟有具体的产品，或者为国计民生所必需，或者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所以手工业者的地位总比商人要高一些，倒霉的商人就只能当末业的代表，作“抑末”的牺牲品了。
这种因职业划线的做法确是我们这个国度的悠久传统，躬逢文革之盛的人大概都还记得这样的话：“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着我们贫下中农种的粮食，住着我们工人阶级盖的房子。”既没有生产粮食，又没有盖房的知识分子自然只能心悦诚服地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了。但同样是知识分子，其境遇也因作用的不同而异，从事经济管理、工程技术和医药卫生者颇似古时的手工业者，因为再革命的领导人心里也明白，放卫星，发导弹，造大桥，建铁路还离不开那些知识分子，而自己的日常保健不能靠赤脚医生，得了病更得找医务界的“反动学术权威”。最惨的还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分子，就像古时的商人，因为没有你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田，地球照样转，还能减少粮票、布票的发放，紧缩城市户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尚且如此，公元前二世纪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