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
“龙廷”还未坐稳，“自家兄弟”就如此互相屠戮，当非偶然，而是腐败空前所致。
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却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1851年3月，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登基称天王，年末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
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称，经常告诫臣民“天下万国朕无二”，“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自比“太阳”、“日头”，臣民遇见天王必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真命天子”当然是世代相传，“爷哥朕幼坐天国”，“父子公孙永作主”。不仅天王世袭，各王也都世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打破了以往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后来最高权势者为了敛财，干脆大规模甩卖王爵封号。结果，后来总共封了2700多位“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由于建材不够，还把明故宫拆了拿去建他的天王府。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毫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破前夕仍一直动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而驻在外地诸王在天京又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在天京建有豪华王府。
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36个“王娘”，到天京后有88个“王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连9岁的幼主洪天贵也分了4个“幼娘娘”，诸王过生日都要选送美女。因妻妾太多，洪秀全无法记住全部姓名，于是一概编号。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各项人数加起来，天王府总计有2300多名女性陪侍洪秀全。洪秀全作的《天父诗》是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官书”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写给嫔妃、女官的告诫条文，如不能高声说话：“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端茶捧痰盂要注意：“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对不会刷牙、化妆者，他讽刺挖苦说：“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甚至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只能看他的肩以下，这点实在难以做到，仅凭这点，就可任意处罚嫔妃、女官了。他还规定了十个“该打”：“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受罚者胆敢辩护则加重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与高官的淫欲无度、耽于女色相反，太平天国对下层和百姓实行的却是严格的禁欲政策，家庭被解散，夫妻分住男行女行，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过“夫妻生活”，否则要受到严惩。
太平天国的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64人抬大轿，东王乘48人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4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严惩。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却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自留口粮外，一切都要上缴，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到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10人为一馆，后来以25人为一馆，有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也是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60岁以上老人和16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从事体力劳动，有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之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交换直接入圣库分配，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之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绣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从杖责、鞭笞到熨斗烙背、跪火链、缠火链、斩足、挖眼等等，死刑有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凌迟等等。如燕王秦日纲的牧马人因见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身失礼，被这位同庚叔怒打二百鞭后又被杨秀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秦日纲被杖一百，掌管刑部的翼王岳丈黄玉昆被杖二百。盛夏时天京酷热难当，男营女营中都有人因头上生疮或生虱而剪发，结果被指为“通妖”，被施以腰缠烧红铁链或用烧红铁钎刺入股内的酷刑。百工衙内的工匠如果争吵斗殴、逃走被捉甚至寄宿他馆都要被斩首处死。有的妇女被怀疑出外与丈夫“野合”受孕，结果竟被剖腹查孕。百姓有若藏金一两、银五两者斩，藏有儒、释、道著作者斩……滥施酷刑，必然怨声载道。
太平天国提出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却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
太平天国的理想起码前期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与自己的理想恰恰相反。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往往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太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