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叶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和文学路向。1987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年《收获》的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震动文学界。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具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青年作家集体亮相。
事实上，“先锋作品专号”并非先锋文学的发端，多数作家和评论家都同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才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开拓之作。他在1985年左右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当时文学青年推崇的文本，后来毕飞宇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时也说：“马原是我的老师。”不过，因为1987年《收获》的这个专号的推出，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发展。
“先锋作品专号”的推手是年轻编辑程永新，他的建议得到了李小林和编辑部的支持。“我预感年轻作家更有力量，离文学的本身更近，他们和王蒙这代作家不同。”程永新后来回忆说，“在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我与马原都觉察到文坛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全国各地分别有一些青年作者写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小说，但如何使这些散兵游勇成为一支有冲击力的正规部队，我想到了《收获》，我想把全国的冒尖作者汇集在一起，搞一次文学的大阅兵。尽管当时做这事难度非常大，但当时我想，只有《收获》才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程永新当年力推的这批作家1990年代之后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成了他20多年的老朋友。
“先锋作品专号”中的不少作品令老一辈作家头痛不已，有老作家直言一篇也看不懂。直到1988年第六期，《收获》才再次推出“先锋作品专号”，收入作品有《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史铁生)、《罂粟之家》(苏童)、《请女人猜谜》(孙甘露)、《难逃劫数》(余华)、《死亡的诗意》(马原)、《异邦》(皮皮)、《青黄》(格非)、《悬岩之光》(扎西达娃)；话剧《时装街》(张献)。不过，其气势明显不如第一期，多数作家也已是《收获》和文坛的老面孔了。用马原对早报记者的话说，“颓态渐露。”
马原 叙事革命代表
专号上当时最大牌的作家是马原。实际上早在1985年，马原就已经在《收获》上开始发表作品，《西海的无帆船》刊登于1985年的第五期上。“《西海的无帆船》是我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想要在《收获》上发表处女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求太高了。在发表《西海的无帆船》之前，我已经给《收获》寄过稿子，不过都被退回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西海的无帆船》写于1984年，那时的马原还是在西藏工作的记者。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他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成为许多人模仿和小说实验的起点。与此同时莫言则在表达自己的感觉方面显示其先锋性。1982年，马原来到西藏工作，“在我来到西藏后写的第一期小说中，大多具有强烈印象式的风格，但随着我对西藏的慢慢了解，第二期的小说开始关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西海的无帆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西藏有很多无人区，无人区里生存的困难特别适合写成小说，于是就有了《西海的无帆船》，坦率地讲，小说里有我个人经历的成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
而发表在专号上的《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人经常开玩笑说1987年是‘马原年’，因为除了《收获》，那年我还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重要作品。1987年是我写作状态最好，作品写得最多、发得最多的一年，但当时文学上的繁荣，在我个人看来已经透出了一点颓势，我的个人写作也出现了颓势，这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得到了印证，而我在1989年之后写作基本上就中断了。也正因为如此，李小林大姐好几次都鼓励我再次写作，她常常说：‘别人不写我不管，但马原你不写我要管。读者那么喜欢你的作品，我们那么喜欢你，你说不写就不写了？’”
先锋的马原在创作了让他近乎虚脱的《上下都很平坦》之后，最早走上“平坦”之路，然后慢慢不再写作。
余华 道·琼斯指数
1987年专号的最大得益者之一无疑是余华，此前他仅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过一两个短篇。先是《四月三日事件》上了专号，然后在紧接着的第六期，《一九八六》又上版了。在《四月三日事件》里，刚满十八岁的“他”无意中发现父母背着自己在说“四月三日”，因而以为四月三日将有一个阴谋针对自己发生。当“他”试图去弄清楚四月三日究竟有何不寻常时，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回避他的问题并监视着他，这使他确信他们都是“四月三日事件”的同谋者，终于在四月三日来临之际爬上一列运煤车离家出逃。这样，作为幻觉的迫害不论在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对于自我来说，它已经以出逃和无家可归的结果成为真实存在。
余华可能是所有作家中对《收获》感情最深的作家之一，“在后面的20多年里，我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三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这样一个比例我想在全中国作家中都是最高的。”余华对早报记者说，“在发表了《四月三日事件》之后，1987年第六期上又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当时我的编辑是肖元敏，他认为这部小说中一些残酷的情节描写在当时不太能被接受，他希望我做些删节。肖元敏为了此事，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我做些修改，并手抄全文附上了他的修改意见。我非常感动和受宠若惊，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名无名作家，编辑对无名作者作品胡乱修改是常有的事情。”
余华的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呐喊》也是在《收获》上发表的，“李小林看到后，她就坦率地对我说，前半部分很好，后半部分不好，要求我修改，直到她满意了才行。她这么严厉可能是她认为，我是个有潜力的作家，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于是，我几乎把后半部分重新写了一遍，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在余华看来，“《收获》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琼斯指数，从《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所以，肯定有爆发，有平庸。”
莫言 来自49年以前
莫言没有赶上“先锋号”。1985年，第五期《收获》发表了莫言的《球状闪电》，“《球状闪电》是我1984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写的，写完后给了同学崔京生，他跟《收获》有点关系，趁着1985年初春节探亲的机会带到了杂志社，没想到在1985年第五期上就发表了，我记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二条位置。”莫言对早报记者说。在莫言的小说中，幻想常常和写实成分交叉并进，混合交融，使作品具有一种亦幻亦真、朦胧迷离的特色，如《球状闪电》。从《球状闪电》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后来被称为“先锋”的作家们是如此地深受拉美文学的影响，比如在《球状闪电》中，鸟老头大把大把地吃墙上的蜗牛及腐土里的红蚯蚓的情节，就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丽贝卡吃蚯蚓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中，莫言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是1987年的《红蝗》，“《红蝗》写得过于渲染了，当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稍微节制点，当时没有那么做，有点遗憾。”在《红蝗》中，莫言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丑的上面，一种对丑的堆砌。他恨不得把所有被人们认为是丑的东西在这里都写到，诸如屎尿、尸体、污垢、伤口、死亡等。
莫言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相当之多，“1985、1986、1987年，这三年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相当部分中短篇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潮，一大批年轻作家冒了出来，出现了许多风格化、个性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文革’前后的文学观。”莫言说。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观念的时候说道，“一个作家能不能走得更远，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写出富有新意的作品来，就要看他‘超越’故乡的能力。”所以顾彬也说，“莫言改头换面地继承了1949年前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沈从文和鲁迅。”
孙甘露 语方实验的极端
“先锋号”上还刊登了孙甘露的实验文体《信使之函》，写这部小说时，他还在邮局工作。“当时，能看到的杂志不多，但却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的一个《信使》中文版，我每期都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来看。我在邮局工作，对‘信’当然有敏感性，之后却成了小说的一个灵感所在，通过‘信’观察这个世界。”孙甘露对早报记者说。在先锋作家里，孙甘露在语言的实验上走得最极端，他斩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专注于幻象与幻境的虚构，尤其是小说语言的诗化。华美，纯净，意想不到的搭配。
孙甘露还回忆，1986年上海作协在茹志鹃主持下开了青年作家创作讲习班，他也是在那里认识了程永新，“程永新后来主动向我约稿。当时文坛的情况是，年轻作家不满传统的文学叙事，大家零星地也写了一些所谓与众不同的小说，但《收获》对此很敏感，然后有意识地组织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集中在‘专号’上推出。我们这批作家的出现改变了读者对‘小说’形态的看法，在当时对文坛的震动非常大。”孙甘露对早报记者说。
苏童 早期先锋文本
苏童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青石与河流》，刊登在1986年的第五期上，“在这个杂志上发作品是很难的事情，当时文学小兄弟、小姐妹们都特别羡慕我。”苏童对早报记者说，“《青石与河流》是得到了好朋友黄小初的推荐，他把小说推荐给了程永新，第二年，程永新就向我约稿了，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程永新约到的稿就是后来发表在“专号”上的《1934年的逃亡》，虽然这部小说上了著名的“先锋号”，但在接受早报记者的采访中，他却说，这部小说只是“仿寻根”小说，“《青石与河流》和《1934年的逃亡》都是我当时对社会思潮——特别是寻根思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