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指继承往圣和诸子基础上，度越往圣和诸子，既不是照着讲，也不是接着讲。
不管哪种学术文化、哲学理论思维，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便是一条自杀之路。
创新的核心是儒学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即理论体系的创新，学术观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境下，宇宙性、世界性已成为日常话语的主题词。它与现代第一代新儒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为生民立命”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第二代新儒家“花果飘零”于异地的文化心理，已大异其趣。无论是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人文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哲学的思辨百年来经“古今之变”、“中西之争”、“象理之辨”的论争，其人文价值时间、全球生存空间和精神活动逻辑的理论思辨得以呈现。以往以地域性冲突和危机为化解对象的理论思维，已为全球性的冲突和危机的化解所代替。在当前这样的新时代、新形势、新危机、新冲突面前，儒学如何“与时偕行”，以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观点、方法来观照，建构体现当下时代精神的真正的儒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是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和不容推卸的责任。
一
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和价值，就在于日新、日日新的创新。如果停滞新陈代谢和丧失创新力，那么，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就会枯萎，价值就会隐去。换言之，当代儒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无革故鼎新，儒学的生命也会凋谢。
儒学在其两千多年演进过程中，尽管有时式微，但总体来说却生生不息。孔子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为救世而奔走各诸侯国，在整理编纂“六书”中，吸取其理论思维的营养，创立了儒家学派，奠定了儒学理论思维的基本内容、性质、特征和框架，而成为“显学”。从诸侯国分封割据到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社会实现了大转型、大变革。儒学如何适应社会的大转型的需要？如何能长治久安？是当时法、道、儒各家所思议的热门话题。汉武帝为使刘汉政权“传之亡（无）穷”，而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对策的形式“垂问乎天人之应”。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殚精致思，吸收先秦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入儒，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回应了汉武帝“天人之应”的垂问，为当时社会治理中所存在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政令刑罚、礼乐教化、学术思想等的不一统的冲突，与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儒学获得了新生命。
自汉末到唐，由于内外的种种因缘，儒学未能唯变所适地创造出化解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从而淡化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理论思维、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领域的应有智能和效用。尽管如此，儒释道三教在长期不断互动、交流、论争的冲突融合中，儒学以其特有的理论思维、礼乐制度的形式，获得了生命的存在。
宋元明清时的理学家，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面对佛教的强势文化，他们出入佛道，“尽究其说”。既挽救了“两汉而下，儒家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的颓势，又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把唐代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到“天理”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异，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援佛道入儒，适应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终极关切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使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六朝的儒学，涣然而大明于世。儒学由于理学家的创新，不仅获得新生命，而且把儒学发展到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