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法律改革者认为典的所有习俗都是不现代的。在他们的新民法典草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中，他们简单地把典完全去掉，只允许借贷中的“抵押”（mortgage）和“质权”（pledge），要不然就只是简单的市场绝卖。他们完全没有提及典。但国民党法典清楚指出，典和那两种借贷契约有着极大的差别。在典交易中，土地占有和使用权立即转移。但根据mortgage的概念（立法者在这里使用了令人误解的“抵押”一词，该词在民间习俗用法中含义与这里不同），交易时土地的占有权并不转手（第860条）。另外，抵押权者（或:受押人）只有在对方违约欠付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取得售出产业所得的款额；他不能占有该块地本身。实际上，国民党法典第873条宣布任何与此相反的契约无效:“约定于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为清偿时抵押物之所有权移属于抵押权人者其约定为无效。”
质权（这是20世纪立法者采用的新词）的契约也同样不涉及占有权的转手。但在此“质权”的条件下，违约欠付时所有权确实要转给债权人。那是1911年新民法典草案中从开始就使用的质权的概念（第1195条），它效法德国民法典（潘维和1982:313）。国民党立法者使用了同样的术语，但他们明确把质权仅限于动产，不允许用于土地（不动产）。
对晚清法律改革者们来说，修订过的大清律例仅只是发布新的、完全现代的法典前的临时性措施，因此他们愿意在一定的限度内容忍典的存在，即保留典售可以回赎以及典地可以以一次性额外找贴绝卖的规定（《大清现行刑律》案语，1909，“田宅”:22a，b）。但他们认为1753年例中30年的时限已经过时且不甚相干，因此决定将其摒弃。作为解释，沈家本和余廉三表明:“今此例遵用已百余年，早无从前契载不明之产。此层应即节删，例首嗣后二字亦应删去。”（同上:22b，23a）。但沈和余对当时实际情况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当他们这样写的时候，许多没有注明是否绝卖或可回赎的土地正在被出售。
而且，民国早期许多地方土地价格上涨更增加了典纠纷。一如1915年大理院说明的那样:“加以现在地价渐昂，当时贱价典当者，群思收赎以图余利。受典当之户，业经数十百年，久已视为己物，亦决不願任其贱价赎回。此种种轇轕[纠纷]所由起也。”（郭卫 [1912－27]，1:171－72）。7
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北洋法学家决定必须改正正在使用的修订本清法典。1915年10月9日，司法部发布一道特别的“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第1 条重新采用了原法典的规定:日期超过30年未说明以何种形式出售者作绝卖处理；其它时限
短于30年者可以回赎。但在旧法典允许无限期回赎权的地方（有契约明确规定为典买时），第2 条现在制定了60年的时限。北洋立法者显然不愿意返回到地产不能让与的前商业思想（《法令辑览》1917，6:179－80）。
国民党立法者不得不正视典的问题，不过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把握要远优于晚清改革者。他们充分认识到典卖与“抵押”和质权大不相同――晚清改革者曾试图把典习划归这两类范畴。由此，中央政治会议指示起草者们重新采用“典”，立其为一个独特的法律范畴。首先，他们解释道，要明白无误它既非抵押亦非质权。更重要的是，典“实远胜于不动产质”，因为它对待出典人比较仁慈，这些人“多经济上之弱者”。典允许他当价格下降时“抛弃其回赎权”，亦即免“负担于其物价格”，而于价格上涨时，可以由找贴权获得利益。中央政治会议骄傲地说此“诚我国道德上济弱观念之优点”（潘维和1982:107）。新民法典将会用一整章的条款来处理典（在法典的正式英译文本中使用了原中文词――音译为“dian”）（第三编，第8章）。8
在该章中，国民党立法者保留了未经修订的大清律例及北洋政府针对典卖的规定的基本要义。但他们对回赎权的期限作了重要的修改，缩短到30年，亦即仅是北洋立法者允许的一半（第912、924条）。按他们的说法，这是必要的修改，以使产权明晰。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则权利状态不能确定，于经济上之发展甚有妨害。”（《中华民国法制资料汇编》1960:10）。
国民党立法者还决定让买卖典权的民间惯习合法化，正式允许清律之所未曾允许。第917条规定典权人可以把典权让与他人，第915条更规定典权人可以转典或出租典物与他人。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对市场的现实做法作了更多的让步。
最后，国民党立法者，象他们的清代同仁一样，决定否定民间的抵押惯习（借贷中以土地为抵押，这里的抵押不同于国民党民法典使用的“抵押”[mortgage]一词）。中央政治会议在其“立法原则”中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习俗无不动产质而有典”（潘维和1982: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