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汇聚，又是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结晶和妙凝，亦是哲学家、思想家主体精神的度越和流行。因此，儒学不断创新新生命的内在根据，逻辑地蕴涵着三个分析维度：
其一、核心话题的转向。思想是精神的言说机制，精神总是思想着的精神，思想是确定作为精神的那种东西。哲学理论思维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总是以核心话题（nuclear topic）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新。核心话题的转向，是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话语标志。董仲舒参通天、地、人三道，实现了从先秦“道德之意”向“天人之际”核心话题的转向，以“天人同类”、感应相动的“天人感应”学说，适应社会价值平衡、追求理想化中和之道的需要。宋代道学家在着手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中，完成了对儒释道三教的融突和合，消融了两汉“天人之际”的感应气象，又绍承了“道德之意”的源头活水，使魏晋“玄冥之理”成为“净洁空阔底世界”，让隋唐“性情之原”变为相对相关的价值空间，实现了“理气心性之辨”的核心话题的转生，核心话题创新性的转生，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
其二、诠释文本的转换。文本是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的信息桥梁。哲学家必须凭借对一定文本的学习、思虑和诠释，才能准确提炼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为哲学理论思维的不断创新打上自己名字的烙印。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理论思维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讲究义理阐释，微言大义地讲“大一统”，又杂合阴阳五行和刑名法术等，体现了两汉经学的天地人感通气象。宋明理学家以其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理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的教本，而与先秦孔子所诠释的文本“六艺”、两汉经学的《春秋公羊传》、魏晋玄学的“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隋唐佛学的佛典异，各个时期哲学理论思维所依傍的诠释文本随时代精神所体现的核心话题而转换。
其三、人文语境的转移。哲学智慧是生命的觉解状态。热爱生命必然追求智慧。哲学理论思维原属爱智的学问，哲学本是一个民族热爱生命、追求智慧的心路历程。因此，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在宏观演替上，就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两汉大一统、象数繁衍和辞赋华丽的人文语境，以及“百家殊方”道术分裂的情境，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大一统的格局。唐末五代的腥风血雨使百花凋敝，学术文化四处飘落，北宋的祐文措施，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从训诂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凝聚出能度越以往各种学说的理学理论思维体系。广开书院讲授儒典，兴建学校培养士子，两宋以文德致治，既强化了学者对国家政权的自觉依赖，也促进了文人对民众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对哲学思想的自由创造。
哲学思想的核心话题随时代精神的偕行而转向；诠释文本随主体精神及其自由创造的选择而转换；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觉悟而转移。世界上不存在万古不变的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诠释文本和人文语境，一切都变动不居，唯变所适，儒学亦不例外。
当代儒学思想的生命与创新，要深刻反思儒学之所以创新和获得新生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儒学之所以衰落以至遭厄运的历史教训，在反省这个历史经验教训时，可以获得诸多的启迪。儒学的新生命在于创新，创新的核心是儒学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即理论体系的创新，学术观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宋明理学开出理学的哲学理论思维新体系，体贴出自家“天理”二字的新观点、新核心话题，运用义理之学的新方法，从而重新焕发了儒学的青春。
在当代，若要开出儒学的新生面、创新儒学新生命，必须接受宋明理学的经验，建构“自家”哲学理论思维新体系、新观点的新核心话题和新方法。若仍是唱唱老调子，就会使儒学愈唱愈衰落，愈唱愈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百姓。若执著于儒家文本的照着讲、跟着讲，还秉承衣钵式的接着讲、承着讲，就会使儒学愈讲愈枯燥无味，愈讲愈枯竭贫乏，为改变这种状况，使儒学得以新生，必须像程颢那样“自家”体贴出新理论体系、新核心话题、新诠释文本。开出新儒学的生命智慧。
儒学思想未来的命运，其发展的未来课题，和合学已做了一些相应的回应。儒学经和合学的转生，以达到人和天和、人乐天乐，天人共和乐的境界。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的追求化解之道中，升华为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和合，其和平、合作的和合价值目标，不仅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术、宗教、道德的价值诉求，而且为生命体与他者生命体之间的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学在未来历史长河中，期盼其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张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