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年度计算方面的考虑时，年号的使用要随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孙吴弩机一件，刻文作“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李”[10]。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黄武年号，这些文字显然是后来刻写的。这种情况在文献中也许更常见。
孙权与魏决裂之后，对于自己曾经奉行黄初年号一定是有所忌讳的，何况与曹魏的敌对关系也不允许再在文书中提到这一年号，因此，在追述公元220至223年之间的往事时，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一定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我认为，延长建安以衔接黄武，是孙吴官方的政策，在孙吴境内要普遍遵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纪年的来历，同样也是吴简中出现这些建安纪年简的原因。
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吴简中的建安纪年，反过来证明了现有的长沙吴简，在时间上并没有逾越孙吴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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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25-26页。
[2]王仲殊:《“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考古》1987年第7期。
[3]见俞伟超先生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所写的序言，见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1-9页。
[4]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1987年第3期。
[5]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版93，说明文字见24页。
[6]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版108、109，说明文字见33-34页。
[7]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11期。
[8]王士伦:《绍兴的古代铜镜》，《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9]王子今:《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3号，兰台出版社，2001年。
[10]我2000年夏访问湖北省博物館，多承唐刚卯先生引领参观，谨此志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