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标准比社会更残忍
记者：书中收入很多文章都是你的职务性作品，你个人喜欢写这类杂志稿吗？
蒋方舟：不太喜欢，但不能说不喜欢就不写，这是我的工作，还是得写好。但约稿什么基本都不写了，打算集中精力写长篇、写小说。杂文也在写，因为是训练自己对社会保持观察。但我觉得最好不要出书了，发在网上大家看下就可以了，不值得称作作品。
记者：其中一些文章可以看到它的新闻生产痕迹，但正文后面的附记，倒是可以看到你本人的气息。
蒋方舟：这里面的文章很多都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书稿交上去之后，觉得还是太硬邦邦了，没有太多个人化的东西，包括原本很多情况已经更新，很多想法你现在可能已经不认同了，所以就给每篇文章都写个附记。就像去台湾，第一次去的话，确实会有一些“太平洋的风”那种平面式的感受，但去了两三次后，认识就有很多变化，那再写一篇文章也不大可能，就用后记的方式，把新的认识传达给读者，我觉得这是比较负责任的。
记者：以后遇到类似情况，会在能够做出整体判断时再发言吗？
蒋方舟：不会。我觉得这一刻的感受是有意义的。就像微博公共事件的讨论，最后赢的肯定是“客观理性公正”的态度，但是这种绝对正确往往也是最没有意义的，我觉得不必去追求完全客观正确，反而感性的乃至偏见偏颇的轨迹是对我有意义的。
记者：我感觉附记是在告别学校之后写的，心态似乎放松不少。
蒋方舟：进入社会后，许多原来觉得是问题的事情，不再是问题了。在学校里很多标准与底线，比社会上要狭隘残忍很多，比如人际关系、成功失败的学校标准，很多问题现在迎刃而解。包括对自己的认识上，我原来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团队协作能力，小组作业都是一个人做的，但现在发现不成问题。原来因为环境小，别人对你的评价构成很大困扰，而现在大可以离开或者不理。我最惊奇的是，现在还有大学叫我去讲座，仿佛我变成一个成功典范，但在大学时，我对自己的认知完全是一个失败者。
没认可过自己是天才
记者：你考虑过出国留学吗？
蒋方舟：大四时想过，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去学什么。我本科学的是新闻，但我到现在也不觉得新闻是可以学的，也没那么多新闻理想；也不可能去国外学中文；而知识上的短板又太多，应该先补哪块都不知道。所以应该读什么都不知道。大多数人不需要想这个问题，出国的意义对他们大于留学意义，但我不能荒废那么多时间用在不喜欢、没兴趣或用不上的知识上。
另一个考虑就是没钱，两三年几十万元，对家里还是挺大负担的。所以看着很多同龄人我也挺羡慕的，他们只需要思考是念人类学还是社会学的博士，而我则要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没有那么多选择在我面前。
记者：看到你书里写读贵族高中时同学的种种炫富行为，我会想“天才”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区别他人、自我保护的方式？
蒋方舟：你说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但其实外在环境根本不在意你这些。我进高中之前，我们当地的《楚天都市报》就讨论我进高中之后会不会能力不行啊，这些是你与别人交往之前就存在的障碍，而你自己需要花特别大力气才能破除，我不想那么累，就借来自我保护了。但我自己内心，从没认可过自己是天才，没有这种自信。天才可能分很多级别，小区级，乡镇级，省市级，全国级，我顶多就是个乡镇级，属于亲戚朋友拍拍我爸妈肩膀说你家孩子不错那水平的。反倒是对你前途不好的预言比较多，等着看这种方式的失败，等着看你江郎才尽。
记者：但你为何看到别人感喟你成为普通人而欣慰？这不也是说江郎才尽吗？
蒋方舟：我当时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发现小时候特别介意的事情，现在变得不在乎了。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江郎才尽变成普通人怎么办，是噩梦一样的存在，但现在不构成任何威胁，就像小时候觉得特别强大的怪物，现在一看才这么一点。变成普通人又怎样呢？每个人的24小时还不一样地过。（记者 许荻晔）
